两年来，努里埃尔一直在普遍的麻木不仁中狂热地向我们宣讲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不会有任何麻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时是夏天，我们的情绪很平静。当时，我们难道不是世界的主人吗？

一切都是在假期结束时开始的。

我已经给自己安排了三个星期的悠闲日子，在圣特罗佩附近的卡瓦莱尔，在我们去年春天支付300万欧元现金买下的新房子里。由伊萨贝尔（我的妻子）亲自监工，经过一系列如同古埃及法老的宏大工程那样的装修之后，它换上全白的外墙。十个房间，六个带阳台的卧室，八个浴室，一个游泳池，一条直接通向海的道路和一些固定的用人。

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成就。"早就应该这样！"从来都是争着干蠢事的我的妻子叫道，"在我作出的所有牺牲之后……"

牺牲？15年来我为银行工作，根据任命奔波于纽约和巴黎之间，一级一级地爬着阶梯。靠着顽强，我终于在2007年，利用董事会核心层的一场继承战争，略有些碰运气地变成了第二号（某些背信弃义的人会说是第三号）人物。

当然，伊萨贝尔不得不因此紧急回到巴黎，应该说这才是她作出的牺牲……

事实是，她从来不信任我。我不是从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然后身居要职的官员，甚至也不是出自一所大的商业学院。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我的父母亲都不属于精英阶层，我是在利摩日通过的中学毕业会考。对于一位制药工业大亨的女儿来说，让她上当受骗就像让她吞药丸一样不容易。我用一些圣罗朗的套装和我精心设计的表现引诱了她。

当我们会面时，我还属于"囊中羞涩之辈"，但我的工资是有规律地成倍增长的。我相信这点，她也相信这点。她跟着我了。

在我们结婚后，当发现我父母在帕纳扎尔的房子时，她有一种模糊的被人欺骗了的感觉。她那时怀了克罗埃。我买了一辆二手的美洲豹车。她留下来了。

15年后，伊萨贝尔有了虚荣心女人的所有家当：珠宝，名牌手袋，在第八区的双层公寓房间，成为里茨健康俱乐部的会员，"因为这是离家最近的"。现在则加上了在卡瓦莱尔的房产。所有这一切连一个小手指都不必动，或者几乎不必动。不久前还很诱人的我的妻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略显瘦削，但非常有礼貌的40岁的女人。

至于夫妻生活，我还有至少是工会式的权利，但已经少得很了。

八月非常宜人。伊萨贝尔却一直在数落着克罗埃青春期的种种无礼举止，竭力要使氛围变得沉重。我不留情面地嘲笑她说的这一切，女儿已经13岁，美丽又聪明。女儿像我，我对她绝对宽容。我通过举办一些令人羡慕的派对解除了家庭中的警报。说到底，混在十来个客人当中，装扮完美夫妻，这是相当简单的事。时不时地，我带着克罗埃乘船去圣特罗佩。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住在赛内基尔旅馆的熟人。

就是这样，在八月初，我与一个在纽约工作的同行努里埃尔·卢比尼一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