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法国的大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它们将会穿过暴风雨而不弄湿自己。

说实话，身为老资格的财政稽核，我的董事长当然会对他所不熟悉的东西过问得更多些。从一开始，这种"次级贷款"业务就令他非常在意。我们的纽约分行行长，托尼·卡萨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向我们描述这些"功能颇为神奇的投资"所造就的美妙机遇。他起草了一份又一份评估报告，在整整一星期里，每天都对董事长大力灌输。

我们的主要决策方式之一是召开决策委员会会议。每月一次，召集那些happyfew和那些掌管着我们的大分行的冒险者。在托尼口若悬河地大谈了一番之后，结论凸显出来了：我们在大西洋彼岸的利润将要爆炸了！被认为是有着"蛇一般谨慎"的董事长等人当即就拍板冲锋了！噢，当然，这里当然有"程序"，reporting。当然有对风险的估计……实际上，早就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法意银行在这之前，已经在冲锋了。而且也早就把它的热情传达给我们，当然连同它的盲目。

在2007年，我们在衍生产品和银行债券证券化方面的投入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当我在决策委员会会议上提到我们承受着太多的风险时，"一号人物"就曾经当面粗暴地对待我："达米安的问题是，他是以会计的身份进行推论。会计，当然是好的，但这使人没有想象力！"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巴结地冷笑起来。我被侧目而视。但他们错了！这么多年，在这样一家"大银行"里，人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风险的判断。

必须说，在职业生涯中，从某个时刻开始，人终于要遇到不少的障碍物。有失了宠的宠儿，也许这类障碍物是最多的。有不少次我得到过一个助手的好处，他被认为是在帮助我，而实际上却怀着代替我的企图。三次，四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我弓起了背，那些被突然安插进来的人就开始相信他们在走好运了。

于是，他们开始干蠢事：他们经常对记者们谈话。在《回声报》或《投资报》上的一段引述，看来不错；可是下一次，面对《世界报》或《费加罗报》的采访，同一段引述就显出是致命的了。但愿他们每时每刻都顺利。

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那个有点太把别人托付给他的文件放在心上的负责人干的事：

野心外化为狂妄自大，并且成了他存在的理由，他远离了他的熟门熟路。银行的"贵族分支"--当然，我说的是"合并与购得"，招致了这一类的特点。于是，他们为合并法国电力公司和威立雅集团公司，或是标致与雷诺的想法而激动。一个极好的想法！这时，就需要政府的令人感到羞耻的反对来压制他们。但是，在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人们却以极高的价格在支付他们。此外，他们还添油加醋地在决策委员会开会时指责我和"我们"的胆小谨慎！其实，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已经完了。

在那些倒在银行这个战场上的牺牲者中，也确有一些可敬的人。他们中的一个，我是在1980年一次培训时遇到的，我一直记得他。他名叫埃里克·B.，负责遗产管理部门。他认识银行的大部分"幸运客户"，并且以一种堪为榜样的忠诚，小心谨慎地，尽可能好地管理着"幸运客户"们在巴黎、卢森堡和瑞士之间的利益。我们与巴黎总部紧紧联接在一起的分行，却不得不服从瑞士的法律，尤其是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点--"银行秘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