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身家计，曾国藩始终抱着忧患意识做官，在功名富贵面前，他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这样一个贵而不显、遇宠不骄的人，自然能够长保荣华。

事实上，年轻时的曾国藩很骄横。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因此傲气不少。当时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尤其“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因此，后来弄得与湖南官场不合。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但由于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得团练工作开展之初十分艰难。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自此，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然而，到了此时，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已经没有丝毫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为官之道时，把“傲慢”看做是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危险境地。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他说：“吾家方丰盈之际，应时时自惕、自概。”意思就是说，越是鼎盛、富贵之时，越要谨慎、警惕。

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成功与谦恭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谦”。他不仅要求自己“谦”，还时时提醒家人要“谦”，在家书中，他这样说道：“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谦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我们现在常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知道了，正因为他能够谦恭处世，面对荣宠而不骄傲，所以他能够稳坐官场，殷泽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