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达没有离开。他们一起在房间里被关了两天。桑德拉依然拒绝承认自己是间谍，当时桑德拉身上大概只带了二十美元。他们说，那太不幸了。于是，桑德拉继续被关押。

纳达是可以来去自由的。他一连几小时和营地的反政府军人员交涉，一遍遍地同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桑德拉是什么人，以及她如何救助尼泊尔的儿童。他这么做让那些人不胜其烦，命令他回自己的村子去。但纳达拒绝撇下桑德拉独自回家。

三天后，反政府军的人终于妥协。他们搜查了桑德拉携带的所有物品，既没有找到钱，也没发现任何能证明她间谍身份的东西。鉴于这个国家的资源极度匮乏，桑德拉和纳达如果继续留在那里，他们就要多负担两个人的食物和住处，于是把两个人送回到丛林里释放了。这时候的桑德拉和纳达已经装备不足，无法再继续劳拉湖之行了，只好历尽千辛万苦，又辗转回到加德满都。

"我真不应该走这一遭。"桑德拉说着，一口喝光了杯里的茶。没有人答言，她接着说："这场战争，还有那些反政府军，他们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可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这些。"

她放下茶杯，走上楼梯回自己的卧室。我从没见过桑德拉如此疲惫。

桑托斯又病了。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他哭，所以这次把我吓坏了。尼施尔和拉贾，还有其他几个小不点儿倒是经常哭，一半是为了得到关注，一半才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经过调查，只有极小的可能是受了比较严重的伤。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受过什么严重的伤。但是这一次，桑托斯的哭声是从他的卧室里传出来的。本来他是想藏在那里让别人找不到的。法理德首先听到哭声，上楼找到桑托斯时，发现他真的在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和桑德拉几分钟以后也赶到了。我们从急救包里找了些药给他吃，可是三十分钟过去了，疼痛仍然没有减轻。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要不要送他去医院？当时已经是下午六点钟，最后一辆到加德满都的小巴士马上就要发车。如果赶不上，就没办法进城去；而且一旦夜幕降临，政府军的士兵就开始沿着林路巡逻，保卫首都不受反政府军的突袭。在戒严的禁令下，只要最后一班车离开苟达哇力，进城和出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晚上七点钟的医院看上去安静得令人害怕。这和一个月前我带桑托斯来时的情形大不相同。由于全国实行戒严，天黑后很少有人前来就诊。我们沿着空荡荡的走廊，边走边找医生。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病得很厉害，父亲也是半夜里带着我到医院就医。我跟着他穿过医院安静的大厅，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还记得那晚我把自己的安危全部交到了父亲的手上，相信他能让一切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