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了。L摘下耳机对我说。

他把插在半导体上的耳机插头拔下来，把半导体的音频旋钮调大，我听到一阵急骤的音乐，然后有一个男人说出了东德人拆除柏林墙的消息。同时还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还有捷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的消息。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为什么L知道很多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L可以知道世界的很多信息，而我无从获悉。我看着他的那个普通的袖珍型半导体。只要把调频调到某一个波段就能获悉那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那些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声音。

我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过柏林墙。历史教科书里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

L给我看他收藏的当年东德人建筑柏林墙的图片，当年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英文报道。我不懂，L念给我听：

1961年8月31日，柏林墙这个东西方不可调和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像一把利剑把柏林的心脏一分为二。这堵墙是用预制混凝土块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筑成的，要通过这堵墙是很困难的，东柏林人想通过时要有特殊的通行证，而东德士兵对任何人绝不徇情。用机枪武装的东德士兵架起刺铁丝做成的界线把东西柏林分开。这是封锁边界的第一步。往西柏林迁移成为十分麻烦的事。每天约有两千个难民离开这里。边境的守卫者加固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边界，因该处成为逃跑的出口。守卫者每周要阻止五万东德人前往西柏林。

我看到几张照片：守卫边界的卫兵和警察铺设构成围墙基础的带刺铁丝网和预制混凝土块，夜间偷越柏林墙被捕的人，在柏林墙边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以及挥舞着自制武器玩冲锋游戏的儿童。

这些声音，这些影像，还有这些文字是我闻所未闻的。那时候我很茫然。这样的信息超越我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更多的是悲伤。我看到我是被隔绝和屏蔽的。我的所知，我的所见，我的所感都是被限制的。我发现我的生活并不真实。我们被切断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和这个世界更广大人群的沟通。我们被屏蔽在时间、语言和声音之外。我的眼睛、耳朵、大脑因为被屏蔽而显示出某种迟钝和麻木。

但是当时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令我不安。

这些声音被看成是对我们生活的颠覆。那些声音被严厉禁止。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感觉惊慌。我甚至害怕被什么人听到。以前在矿区有人因为收听这些电台而被判刑，被游街示众。我看到过那个被押着示众的人。公审的告示在大街小巷张贴着，一些将要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上打着火红色的叉。我看到那个人的名字。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罪事实是收听敌台广播。我得到公审的信息以后步行一个小时去赶往行刑的山头。很多人都去看，人潮壮观如同赶集。一列卡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逶迤而行，走到近前的时候我看到卡车的车顶上架着机枪，后边是戒备状态中的军人，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脖颈后插着亡命牌，五花大绑地被押着。我看到那个因为收听敌台而被拘禁的人，那是一个年轻人，他和因为杀人放火因为打架斗殴流氓成性而被捕的人一起站到同一辆卡车上，他们胸前挂着纸牌子，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解着。警察设立了警戒线，观看行刑的人群被阻挡在警戒线之外。我在那些蜂拥的人群中精神紧张身体颤抖，我看着那些犯人被押到刑场，他们背对一个山崖，一字站开，有的人已经无法站立，被警察提着。所有的警察都戴着墨镜口罩。

到了中午的时刻，行刑的命令下达，行刑的警察坐着三轮摩托车，摩托车开动，在摩托车行驶之中，警察伸展握着手枪的手臂，手起枪响，那些犯人就扑倒在地。那个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人是陪刑的人，我看到在身边的犯人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又被提起来重新押到车上。我的身体颤抖。这样的场景让我感觉恐惧。直到那些行刑的车队开走，观看的人群散去，我在下山回家的时候依然内心战栗。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手捧饭碗，脑子里就是那些犯人扑倒在地的情景。

L让我听到的声音同样使我的心头战栗。尽管时间已经是1990年，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余悸在心。但是我又无法抵御那些声音的吸引。那么声音对我的耳朵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也是新奇的。它们不同于我熟悉的那种话语形态。我承认我更喜欢那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形态。我觉得这是一些不同的信息，它们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它们可能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在帮助我更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我的眼睛跟世间的真相相识的时候我同样是悲伤而且幸福。我的悲伤是因为我竟然长久地跟那些真实的声音相互隔绝，幸福是因为我还能找到那些真实的声音，还能遇到世间的那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