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ɡōnɡ）（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他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还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欷歔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琨（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 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 500多件文物中，有饪（rèn）食器70余件，计有鼎、簋、瓦、豆；酒器39件，计有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计有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其他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 垂帘女皇惨遭劫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 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让人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民国时期，打起盗墓主意的军阀不止党玉琨一人，另一个军阀孙殿英与其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殿英在我国历史上本不值得一提，但是自从他盗了清东陵之后，他的“地位”就飞速上升，成为了臭名昭著、人人痛恨的民族败类。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生于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使之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出了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胆量，开始贩毒。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遂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他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地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

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土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作为张宗昌的羽翼，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

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面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虽然位至将军，但大字不识一个；战功没有，赌技却超群。盗墓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此后被讥为“盗墓将军”。

原来，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自清朝灭亡后，这些陵墓就再也没有正规军队看管了，曾多次发生过盗墓事件。1921年，直隶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买陵树为名，派兵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土著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8年6月，土匪出身的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清东陵宝藏垂涎，趁清东陵附近没有守兵便大肆洗劫一番，然后逃之夭夭。

孙殿英派师长谭温江去清东陵做了一番详细的探察，决定先从慈禧太后的陵墓定东陵开始盗掘。就这样，一起震撼中外的东陵盗宝案就这样悄悄地准备着。在军事上表现平平的孙殿英，一夜之间震惊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