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待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这天晚上我难以入睡。朋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聚集在我的小屋里。他们都很不愿我离去。惜别之情弥漫在那小小的土屋里，很晚了他们才离去。他们有些是从二队过来的，还要赶夜路回去。他们走后，我的思绪很乱。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是那样脆弱。我很害怕将要进入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那个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乐园还是惊涛骇浪的大海。留恋之情油然而生。不管平时在烦恼时如何抱怨“这外院真不想待了”！但此刻却有一股浓浓的惆怅，一种深深的眷恋。回顾这简陋的小土屋竟想起两度来沙洋的许多值得回忆的事：

我想到为了教改，我和大家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冒着酷暑和严寒要赶在招生之前提出方案，编出教材；

我想到在与8341军宣队的争议中，我们是那样地以赤诚之心对待外语教改事业，不顾个人政治上的安危，据理力争；

连同那艰苦的日子，此时此刻也变成了甜丝丝的回忆。沙洋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得简陋、拥挤，伙食更差，不知为何连蔬菜都常常供应不上。食堂只能煮一种叫“牛皮菜”的植物给大家当菜吃。那“牛皮菜”又粗糙又苦涩，很难下咽，后来我知道那原来是喂猪的饲料。我记得春节时，家里给我寄来香肠、叉烧肉之类的熟食，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久违的佳肴。

还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们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附近统战部的“六分校”去买罐头肉食。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另一个干校，他们有个“小卖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头，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记得我们一伙人跑去买了一堆罐头回来，在我的小屋里“聚餐”。正在兴高采烈时，8341的政委孙泽福在门外叫我。我们当时已经同8341军宣队产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让他看见我们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荡荡，什么遮盖都没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几个打开的罐头匆匆地放在那摇摇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脸盆里，然后用一块毛巾盖住后就去开门。孙泽福见屋里那么多人，说：“你们好热闹！”接着他用鼻子嗅着屋里的味道说：“你们这些家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们连声说没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开，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头。我们大笑说：“你的鼻子真灵！”孙泽福开玩笑说：“我在我屋子里就闻到了，这里有香味，所以找来了。”于是，“宴会”继续进行。我们同孙泽福即使到最后，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