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