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 “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