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窝案

郝洪军 著

袁伟民

袁伟民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中国足球狼狈不堪，人们找原因时习惯把崔大林拎出来当靶子。实际上，若非要寻找出一个为此负领导责任的人，那么这个人不该是崔大林，而应该是袁伟民。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协面临改选，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想把时任安徽铜陵市市长的汪洋调至国家体委，并出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但安徽省领导表示，汪洋是该省重点培养的干部，如果汪洋来京后能提升才同意放行……袁伟民无能为力，最后只能舍弃了汪洋，让王俊生接替年潍泗，成为足协掌门人。

足球本是体育项目里最刺激、最有影响的游戏，但也充斥更多危险。袁伟民不会自己冲到最前方，他只能遵循官场最基本的利益原则，即失败别人承担，成功自己受领……足协掌门人这个位置就成了残忍的轮盘赌。有勇气或没勇气的都被推上前台，但最后没人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王俊生的失败在于他在任期间国家队的全盘失利，但这不能掩盖王俊生的历史功绩，因为他启动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当然，他从一上任起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让足协和足管中心并立在职业联赛面前，同时迅速树起福特宝公司的大旗，让这个公司成为中国足球界臭名昭著的"洗钱公司"。

在职业联赛之初，火爆的球市不仅让福特宝公司老板邵文忠眉开眼笑，也难免让王俊生滋生盲目乐观的思想，从而使他的某些决策出现偏差。事实上，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露端倪。这首先体现在裁判以黑哨或红哨操纵比赛结果上。这种现象显然没引起王俊生的重视，以至于1998年陆俊状告《羊城体育》时，被告要求和解，王俊生却有怂恿陆俊打官司的嫌疑，以求用陆俊胜诉的官司教训"胡说八道"的媒体。

到了1999年年底的渝沈之战，王俊生也没有及时请求司法介入，而是以足协内部行规替代法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对渝沈之战的最终处罚也不见得是王俊生的本意。这个处罚是2000年春天作出的，此时正处于伍绍祖与袁伟民权力交接的特殊时期。可以想象，此时的王俊生若真请司法部门强行介入，将大批涉案人员依法抓捕，日后中国足球界的假赌黑现象就不可能猖獗-但这样做不符合官场游戏规则，因为不论伍绍祖还是袁伟民，他们都不想在权力交接时和足坛重大丑闻牵扯在一起。

同样，接替王俊生出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面临这样的尴尬。2002年年初，杭州的陈培德和宋卫平手里握着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阎世铎飞杭州与陈培德晤面时，老阎拍着胸脯说回北京就请司法机关强势介入，绝不姑息养奸……但他回北京后如泥牛入海。最终2002年年初的所谓司法介入，只是抓了一个龚建平做替罪羊，陈培德名单上的陆俊、黄俊杰等再次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