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他心生怜悯，亲自为他布置坐榻，让他坐在烟具旁，和往常一样交谈，最后叹息道：“你老了，不必当官了。”然后送给他二千两银子，把他打发回去。这也是后话。

曾国藩修身有道，试图影响三个弟弟。那段时间，九弟曾国荃在京城陪伴大哥。父亲叫他留住京城寓所读书，让大哥为他讲课。

曾国藩的日课中有书写小楷一项，每天坚持不懈。写的人不烦，看的人都烦了。曾国荃知道大哥厉行修身，却对他的执著不以为然。有一天，朋友给曾国藩推荐一名仆人，他不打算留用，而仆人恳求不已，曾国藩对弟弟说：“这人跟我死纠缠，我竟没法打发他。”

曾国荃说：“大哥，你只需把你所写的白楷给他看，他必然会心甘情愿地走了。”

曾国藩对弟弟的调皮无可奈何，只能狠狠地瞪他一眼。

曾国荃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决定回乡学习。曾国藩送他到都门外的卢沟桥，吟诗送别。

诗中有句：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这是他对三个弟弟给出的评价：曾国潢四平八稳，曾国华机灵乖巧，而曾国荃是最棒的。

总之，年轻的曾大人以做人为本，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醉心于文章道德，在追求安定宁谧的道光爷眼里大放光彩，仕途十分顺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在翰詹考试中名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

对于翰林而言，翰詹大考是一个难过的关口。京城人有一首打油诗，专讲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翰林们，在大考前如何捏着一把汗。

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野史说，这一届大考，曾国藩是侥幸通过。他们的主考官是许乃溥，一位老翰林请他关照：“许大人，学生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许乃溥说：“考完后，在卷上洒几点墨水，以便辨认。”

老翰林感激万分，心里有了底，欣然应考。

曾国藩在做完考卷之后，把墨笔套上，不小心挤出了几点墨水，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以为是老翰林的卷子，将其列为二等末名。

阅卷完毕，呈交御览，道光爷详加批阅。看到二等卷，抽出最下面的一张，就是曾国藩的考卷，还没来得及过目，侍臣找皇上奏事，道光爷匆匆将卷子发出，曾国藩的卷子便摆在二等之首。于是曾国藩很快升为侍讲。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曾国藩官运真是太好了，连老天都在帮衬他。

此事过后不久，曾国藩又通过任职考试，奉命出任四川正考官。大热天出差，走到保定府就生病了。扶病而行，行至西安。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请到衙门，提供医药，将养几日，起程入蜀。抵达成都之后，接到吏部通知，已于七月十五日补授翰林院侍讲之缺。

从这时起，曾国藩有了自己的门生，在官场内有了羽翼。

在八旗子弟骄奢淫逸的京城，曾国藩的清贫自守引人注目，声望节节高升。他在北京居留四年，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遇到穷困及有疾病死亡者，总是慷慨解囊。办完四川的学差，得到一千两银子的薪俸，全部寄回家里，接济家族之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曾国藩再次通过任职考试。道光爷于当月二十日在勤政殿召见他，命他出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九月份，分校庶常馆。十二月七日转补翰林院侍读。

第二年三月，曾国藩出任会试同考官。这一科湖南有八人考中，籍贯都是长沙府。贵州考中的举子，黄辅相与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状元为萧锦忠，朝元为孙鼎臣。去秋乡试，南元为周寿昌，也在这一科进了翰林。曾国藩当时管理长沙郡馆事，题名那一天，写了一副对联：

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

于是留下一段科举佳话。

当年五月二日，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转补左庶子。

曾国藩注重理学修为，讲求平心静气，跟道光爷粉饰太平的国策正相吻合。他在道光朝得意于仕途快进，固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穆彰阿的提携。此人位高权重，处心积虑，为自己网罗人才。他是曾国藩的会试总裁，有心提拔门生，为己所用，常对道光爷称赞曾国藩遇事留心，可以大用。

野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天曾国藩忽然奉到上谕：道光爷第二天要召见他。当晚他在穆彰阿的府邸借宿。第二天进宫，内监将他领进一殿，并非平时等候召见的地方。过了中午，还不见皇帝召见。不久，里面传来口谕：“明日再来可也。”

曾国藩出宫，回到穆彰阿府内。穆相询问奏对情形，曾国藩摇头叹道：“没有见到皇上。叫学生明天再去。”接着，他把等待召见的处所描绘了一番。

穆相凝思片刻，问道：“你见到壁上所挂的字幅了吗？”

曾国藩回答：“学生诚惶诚恐，哪有心思四顾！”

穆相怅然说道：“机缘可惜啊。”他来回踱步，想了一会儿，召来一名干练的仆从，吩咐道：“你马上带四百两银子进宫，送给内监，请他用蜡烛照明，将那殿内壁上的字幅为本相录下来，这些银子就是给他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