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于生于伦敦南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4岁的李约瑟被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W.F.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如“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通过李约瑟的自述，可以看出，爱尔兰当是他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发源地（参见《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三松堂学术论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3、5、11、12]《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所谓“李约瑟难题”，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技史家江晓原说：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江晓原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晓原之说有他的道理，但要说是一个“伪问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大凡问题应以是与不是界定，如这是个问题，或不是个问题，不能以真伪界定——这是常识。至于李约瑟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

[6]《〈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

[7] 陈立夫《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前言》，第一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刘景旭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

[9]《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0]《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 《李约瑟画传》。李约瑟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据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博士说，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入会者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汉代张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胜于道家。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

[14]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in Raymond Dawson The Leagacy of China（Oxford ,1964，p.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