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 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