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学生外，同济大学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一位刚从德国回归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踊跃加入了报名队伍，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29]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