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5]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6]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7]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8]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9]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