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40]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41]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42]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43]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44]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