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浦江都市报》早在三年前就创刊了，当时是周三报，一直办得要死不活的。邓保卫在老乡庞达海的热心举荐下，很快成为这家报纸的记者。由于此人头脑灵活，又在报社混了几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居然成为一名能说会写的记者。

不过半年后，社会地位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变的邓保卫，因耐不住寂寞，隐瞒了在老家有妻儿的真相，偷偷地勾搭上了一位在南方某制药厂的打工妹李梅花，很快两人同居生了一个孩子。不料此事很快就被家乡那位“发妻”陈小兰发现，并抱着他们两岁的儿子寻到浦江市来。

一直想过那种“家中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的幸福生活的邓保卫记者，做梦都没有想到，家中“红旗”陈小兰一到，家外“彩旗”李梅花一怒之下，抱着和邓保卫刚生不久的儿子闹到报社。此事还被珠三角的一家小报当作花边新闻披露了出来，于是，狼狈不堪的邓保卫只好走人。

一年后，因老乡庞达海成为了《浦江都市报》的采访部主任，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流落编外小报的邓保卫，又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成了刚改日报不久的《浦江都市报》机动记者部的一名记者。

也许是因为有不光彩的历史吧，邓保卫重入报社后很低调，可谓是夹着尾巴做人。在庞达海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下，他可以经常拿到采访部提供的第一手报道线索，独家采访写作，在半年时间，倒也发表了不少有社会影响的稿件，从而成为采访部的骨干记者之一。

此次我们的合作就与采访部主任庞达海有关。

我记得很清楚，在春节前，当我郑重其事地将那封举报信递到庞达海面前时，他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不由一亮，从瓶底般厚的近视镜中折射出一道兴奋的光来。他马上认为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闻线索，当即用大红笔在此信第一页顶端写上了“重点线索”几个字，随后复印了好几份，连同我的采访计划报告分别递交给报社的几位主要领导审阅，以便我尽快地实施行动。

身为采访部主任，庞达海自然是很有新闻眼光的人。何况举报人是看到我不久前连续跟踪采访“龙潭村治安员强迫打工妹卖淫”，看到我不畏各种威胁利诱和恐吓，坚持让黑幕大白于天下；特别是从报纸上看到我的报道，促使当地警方将十几名作恶者绳之以法，令伤者得到赔偿，终令那几名落入色情发廊的打工妹悉数被解救出来。这令他对我敬仰至极，从而才信任我，信任我所供职的这家都市报，特意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才给我发出了这封长达十多页、近一万字的举报信。

做记者的人，谁都爱捕捉独家新闻。这不仅因为独家新闻发表的位置显著，稿费高，更因为独家新闻也许能让记者一举成名天下知，提高你在报社的地位，提高你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新闻界一提到“装疯采访”，就会想到美国《新世界报》的勒丽·蓓蕾；一提到《跟我一样黑》一书，就会想到美国的约翰·格里芬；提到林肯·斯蒂芬斯，就会想到《麦克卢尔》；提到“水门事件”，就会想到《华盛顿邮报》一样。

正因为如此，平时不管是读者爆料的线索，或是自己寻觅到的线索，我大都爱单枪匹马，独自行动。尽管这样曾冒过不少风险，但我还是不改初衷。当我接到这封发自山西洪洞的举报信，并和举报人通了几次电话后，我确信，这条新闻线索非比寻常。此案不仅涉及到南方人都耳熟能详的桃花火车站，涉及到色情团伙和卖淫嫖娼，涉及到警方某些保护伞，更涉及到一个以色情为诱饵的特大杀人抢劫团伙。军人的敏感令我意识到，这种涉及面多的负面报道，往往承担的风险大，采访难度大。经过深思熟虑，我意识到此次行动非同小可，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独自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