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第一次走进托妮的家，差点被正门旁边一个很大的供桌绊倒。这个供桌上摆设的东西有些不寻常--在一个花瓶旁边，居然放着一瓶打开的伏特加，这让我很迷惑，据我所知托妮是不饮酒的。供桌上还摆着一个装满灰的碗，几堆石子和贝壳，还有几尊非洲的雕像，不过看起来都有些暴力、狰狞。

我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精神修炼，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家里也摆着供桌，不过他们只是供奉一些漂亮的水晶，或是几张天使的画像，有些甚至干脆只放一个十字架。托妮家的这个供桌上摆放的东西真的让我很诧异。虽然我知道没什么可害怕的，托妮一直都是个善解人意、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我每次去照顾小猫的时候，还是会对这个大供桌敬而远之，刻意地避开它。我想过等托妮回来的时候问问她，看她在"修炼"什么，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去问。因为我觉得如果她想告诉我的话，不用问她也会告诉我的。

托妮从南非回来之后，就向我们宣布，她改了名字，以后大家要叫她"姆巴利"了。过去我也有几个朋友，跑到印度去拜见古鲁（guru，印度教或锡克教的灵性导师或领袖），回来之后就改了名字；还有一个朋友改名是因为不喜欢父母给起的名字，这种事很常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叫她"姆巴利"，并没有多想什么，她还是原来的她。不过很明显那次南非之行确实改变了她，至于改变了多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几个月之后，姆巴利也还了我们一个人情，在我和马克去墨西哥举行婚礼、度蜜月的时候，帮忙照看我们的猫咪。我向来都是个工作狂。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战略总监，我的收入很可观，当然这份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工作时间也很长，每周至少要工作60个小时。就在婚礼的前一个月，我还在为一个新接手的大型项目忙碌着。那时正处于项目的收尾阶段，我经常注意到自己的思维有些运转失常。有时，一些词就在嘴边，可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我发觉双手很疼，还有些僵硬，我可以让手指在键盘上舞动，但是却常常无法敲击到正确的键位。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压力太大的缘故。最后还是圆满结束了工作任务，愉快地登上了去往墨西哥的飞机，奔向我的婚礼。我和马克在卡门海滩度过了无比欢快、放松的三周时间，40位亲人和朋友同我们一起庆祝着这一幸福时刻。

可是，当我们回到家中，大约几星期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彻底崩塌了。

我大概是在2006年才注意到这些奇怪的症状，可是现在看来，在之前的15年里，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地呈现出一些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了。有时我的脚趾或手指会变得麻木无知觉；有时在入睡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变得很迟钝、不听使唤，就像很多人入睡时双脚的感觉一样；有段时间，我呕吐得厉害，一星期瘦了20磅；我还感到十分疲劳，步行去两条街外的汽车站都要中途休息两三次。医生们总是告诉我，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只是压力太大引发了这些症状。而他们给我的唯一药方就是让我多休息，放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