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给我启迪

1968年我的处境愈来愈坏。北大校内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以致发生了"武斗"。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1968年8月聂元梓"新北大公社"一派，把被定为"陆平黑帮"的校系两级领导，和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教授、教员，以及被冠以"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坏右"一百多人集中监管起来，关进"牛棚"，正名为"监改大院"。监改大院是位于外文楼和民生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本是学校堆材料的仓库。这几排简陋的平房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根本不适合住人。造反派认为把它用来关"牛鬼蛇神"最合适，所以统称"牛棚"。北大的"黑帮"从各系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对我们的监管升级了。最辛酸的是那监管我们的房子，竟是我们在"新北大公社"监管人员命令下，亲手为自己修建的。

当时北大的"牛棚"中真是人才济济。记得"文革"时有一句既荒谬又反智的口号，叫做"知识愈多愈反动"，这口号风行一时。于是，北大一大批上了年纪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文革"中都成为清算的对象。他们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或"反党分子"等等，几乎无一幸免。所以，我进"牛棚"后惊讶地发现北大许多名教授都成为了我的难友，如傅鹰、季羡林、朱光潜、周一良、王力、朱德熙、丁石孙等等，他们都是国际上响当当的知名学者。如今这些知名人士和我一样，都成为红卫兵的监管对象，岂不可悲可叹！

在"牛棚"中，监管人员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凡住过"牛棚"的人，如今回忆起来内心仍感到愤愤不平。当年知识分子接受所谓的"群众专政"，比蹲监狱还要苦。监狱有固定的作息制度，每天有放风时间。在监改大院则无制度可言，监管人员本身就是法律，他们任意定出许多不合理的清规戒律。例如"牛鬼蛇神"走路不许抬头，只能低头看脚；坐时不许跷二郎腿，不许谈笑等等。若稍一不慎犯了规，冷不防会遭到监管人员的拳打脚踢，甚至棍棒伺候。

就拿劳动改造来说吧，无休止的劳动是"牛棚"中的必修课。那时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都派给"牛棚"中的"黑帮"去干。学校原来各类工种的工人，只要与"新北大公社"挂上钩，都升为监工，从此不需干活了。于是烧锅炉、种地、除草、修理房子等等，一律由"黑帮"担任。总之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干到筋疲力尽为止。我自己就干过抬煤、抬砖的重活，也曾到稻田里插秧、除草，还当过泥瓦匠。

有一次我被派到锅炉房劳动，任务是铲掉一个废弃锅炉的水泥座基。我扶着铁钎，由监工抡铁锤，突然监工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喷射。我痛得卧地不起。由监工扶我走到校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可是铁钎已砸穿骨膜了。校医把我的伤口用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牛棚"。我伤口整整痛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痛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跛一跛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在"牛棚"里监管人员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