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友嘘寒问暖互生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可是"文革"开始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已经完了。虽未离婚,实际上我已经是孤身一人。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想:妻子已经嫌弃我了,如今既然有人倾心于我,对我好,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慰藉,为什么要拒绝?出于这种心态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这事被红卫兵发现后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简直是罪不可恕。我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