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相见不相识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在鲤鱼洲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我，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挣扎求生存。那时因女儿妞妞留在北京，为了询问女儿的情况，也有家书往还。但从家书中找不到片言只字的安慰话。其间，我于1970年夏天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那时妞妞已九岁，因一向照顾她的外婆已去世，她妈安排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住宿。我风尘仆仆从干校回到家中，丝毫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反而是寒气逼人来。因女儿住校了，只有到周末才能见到她，平时家中无人与我交谈。那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我不想见人也不愿上街。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打发日子。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毛主席派八三四一军宣队进驻外院，成立教改领导小组，章是副组长。因为她与我的处境不同，两人见面更陌生了。有时如果她回家，我只见到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一班人高谈阔论，他们谈教改、谈学校复课。章摆出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口气很大。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在北大仍是审查对象，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不平。章在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甚至盛气凌人。她的变化太大了，变得我几乎不认得了。我不禁想：过去那个温柔可亲、斯文优雅的人哪里去了？

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还好奇地向我打听章的动态。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她的工作，似乎她所从事的是很神秘的机要工作。我厌恶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根本不屑于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