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提出离婚 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儿交代？我想：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女儿那年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个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吗？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如何启齿？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章早有打算。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如此等女儿一走，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洪晃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儿的这种反应，章早有预感。

在办离婚前半年，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那时妞妞并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祖母来京看孙女，她毫无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时，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我无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还要照顾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苏州游玩。那短短的十天，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这是实话。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即使在家庭完整时，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给她的亲情太少了。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照顾她；每个月发工资后，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可是，"文革"后我成了"黑帮"，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

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