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先生代表着学术的真实与正直，在他40年的职业生涯中，人们对他又敬又怕。他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国际律师之一，他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这些学生后来为澳大利亚的生活和文化、法院、政界和业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斯通先生像我父亲一样智力超群、令人敬畏，由于我已经习惯了父亲的个性，所以也不怕他。他是立陶宛犹太难民的后代，曾就读于牛津和哈佛，英美文化的影响与融合造就了他的工作风格。之后他仍在这两所大学同时任教。他会来到澳大利亚，又乐意关注我的生活，我是多么幸运！如果没有他影响我的生活，我可能会满足于某个中层职位，了此一生。他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学著作《法律的范围与功能》，我曾有幸在该书编辑期间负责脚注部分。

20世纪40年代末，我离开了父母的保护伞，父亲也渐渐走出了他人生的低谷。他的咨询公司生意日渐兴旺，那时大批犹太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父亲为他们提供创业建议，让他们熟悉相关规定，帮助他们取得政府各级部门的批准。他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创新性业务通讯月刊，宣传澳大利亚的商业和经济事务，由他亲自撰写并发行。父亲的心情开朗多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所改善。我们甚至有能力为慈善事业捐上几英镑，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二春假期间，有一天我正在看学校网球队训练，当时我还不怎么认识的击剑队队长鲁珀特·布莱走过来和我聊天（当时击剑队也在网球馆训练）。他问我第二天想不想去墨尔本，以悉尼大学击剑选手的身份参加全国大学锦标赛。“你疯了吧，”我回答他，“我连剑都没碰过。”他说他知道，但是队里有人病了，必须补上这个空缺，十万火急，如果人员不够就等于不符合比赛规定。我立即答应了他，回家后我心想，这可是得到校队队服这个重要地位象征的独一无二的好机会，虽然我对击剑一无所知。

除了对这项运动一窍不通外，还有一个问题，我需要钱买火车票，还要支付墨尔本之行的花销。父母给我准备了必要的资金，第二天我就南下了。火车嘎嘎作响向前开动着，我站在车厢里，一手握剑，身体随着火车的移动左摇右晃，同时试图按照队友的指令和想象中的目标交手。以这种方式学习击剑实属不易，而且对其他乘客来说，我的确是一道独特的景观。

他们计划对我全副武装，教我怎样握重剑，让我看起来像是会击剑的样子。为了让我的表现不至于太滑稽，我们编排了一系列姿势，以便我能掌握几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他们让我伸出手臂对准对手，然后朝对手的方向移动。如果我能击中对手，就会得分。到了赛场后，我充分利用了这个动作，表现得还不错，但我开始移动身体后，对手很快发现我毫无战术可言，于是就诱导我上前，然后荡开我的剑，趁机击中我的身体。我觉得挺有意思，于是开始发明新动作想从对方身上得分。当然我每个回合都输，一分也没得，不过尽管我什么力也没出，我们队还是打败了墨尔本大学队。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我爱上了这些选手和这项有趣的运动，当即决定将来要成为一名击剑手。随着减重成功，我也越来越渴望击剑成功。以前在网球场上束缚我的那种对失败的恐惧已经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5年里，我不断鞭策自己，我们多次取得了全国大学锦标赛的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