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们一如既往地沉迷于影像本身之中不能自拔。20世纪 90年代以前，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影像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题材、有效瞬间的把握、焦距、用光、构图、影调、速度，等等。偶尔涉及到对摄影师的研究，也多限于从浅近的经验主义和泛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究影像与摄影师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基于这种状态，同时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90年代后，一些影像批评家开始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讨论影像的内涵及意义。这一视角的优势，是跳出了狭隘的技术主义圈子，将影像放置到整个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现实与文化建构的大框架当中来进行审视判断。缺点在于，它不再关注对影像主体的研究，而是转向以文本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更多地从传播学与现实观察的角度来评估影像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与存在价值，从而将影像抽离了它具体生成的现实情境。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简单。当我们过度关注影像的传播功能之时，影像的前端 ——也就是生成机制开始出现问题。比如，戴安娜因车祸死亡引发的广泛争议，将焦点再次指向摄影师职业操守与道德自律的话题。比如，数字技术延入影像采集与应用领域之后，频繁发生的新闻照片造假事件，也将人们的关注视线一再引向对摄影师罔顾事实滥用技术的道德沦丧的拷问。

显然，对于影像的发生机制以及影像主体的深度探究，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面向。当我们过度依赖进化论的思路来判断我们的艺术观念、行为以及文本价值的时候，当我们经验了长久的革命实践历程，早已习惯处处以革命的意识、破旧立新的意识，来选择我们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时，那些我们曾经运用过的视角和方法总会被鄙夷地看做是陈旧的、过时的、理应被彻底放弃的。我们很少会理智地去考虑：任何一种方法之所以出现和存在，都是因为它显现出人类某一种独特的智慧，破解了其他方法无法穿越的困境。它们都是人类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资源，不存在着新旧和好坏问题，不存在着一个新的方法出现之后必然会取代旧有方法的逻辑。它们只是不同。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切入我们的现实观察与艺术判断，从而互补性地解决我们面对的无限多样的现实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会将小波所做的这些有关摄影师的访谈，看成是从我们早已习惯的单纯文本研究向主体研究的一个卓有价值的转移。它当然只是研究的一个开始。它更像是访问者对一个个摄影师进行的一场整体性的切近观察。这些谈话自然会有助于我们对那些照片的深度理解。它们是那些照片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这样的谈话描述，那些照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仿佛重新复活了。经由我们的阅读和联想，这些谈话引领着我们跨越时空重临现场，看到那里的人，那些发生的事，看到摄影师闪避腾挪，在现场不住地捕捉着那些他认为应当呈现给他人的动人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