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我漫步在阿巴拉契亚山间，这时已经能感到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多年来，来看望我的女儿珍娜、她的伴侣罗兰和他们六岁的儿子比利时，我都会在早晨来这条熟悉的蜿蜒小路上散步，几乎成了例行仪式。然而令人伤感的是，这次来访却不同以往。珍娜已是胰腺癌晚期，现在住在疗养院里。她的儿子就要失去母亲了。

我想陪在比利身边。虽然我自己并未悲伤过度到无法自拔，但也无法做到足够坚强。我人生中一个长达三十三年的篇章就要落幕了。在这三十三年里，我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她的生母生她时只有十四岁，精神遭受过重创。之后她又经历过数次突如其来的分分合合。而我和她的感情纽带极其脆弱，有时甚至难以维系。

1973年8月，珍娜步入了我的生活。负责照顾她的社工，在公告两小时后，把她从寄养家庭里接了出来，带到我身边。她那时只有三岁。我当时站在我的社工玛格丽特·布里奇沃特家的门廊里，珍娜在她的社工G夫人的帮助下从车里出来。她身着粉红色点子花薄纱裙，金色的秀发向后梳成了马尾辫，湛蓝的大眼睛闪着泪光，胳膊下夹着史努比毛绒玩具。玛格丽特惊叹：“噢，夏洛特，她真漂亮，够资格做你女儿了。”而我当时想，她太漂亮了，做我女儿可委屈了。

珍娜走进客厅时，我坐在各式各样的玩具中间。G夫人跪下来，双臂搂住她说：“珍娜，这是你的新妈妈。”

珍娜忧伤地看着我问：“你有女儿吗？”

我说：“我想你就要成为我的女儿了。”

然后，就好像她身体里有个开关打开了一样，她开始玩地板上的俄罗斯套娃、我买给她的图画本、自动竖琴和毛绒玩具。

我走在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蜿蜒小路上，忽然意识到兴许再过仅仅两三天，我便再也感受不到珍娜紧握的双手，听不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侃侃而谈，也见不到她和妹妹一起在疗养院的前门廊里吞云吐雾了。两天前我才见过她的生母。“噢，妈妈，”珍娜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达妮儿。”这个异常重要的时刻却进行地异常简单，达妮儿说“嗨”，而我的回答是“很高兴见到你”。后来的几天里，我喜欢上了和她聊天，观察她指手画脚，听她直来直去地讲话。简直和珍娜如出一辙。

我和比利一起出来散步，让其他人能和珍娜待一会，也让他出来透个气。他是个活泼可爱、多愁善感的男孩。我们路过墓地时，他想进去走走。他问我人死入土之后，会发生什么——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个话题太过可怕。没有人告诉过他珍娜快要去世了，但显然，他在心底里一清二楚。

由于我有些好友住在邻近的镇里，而我的家在远方，每天一大清早出来散步让我心情舒畅——上山下坡，走过无垠的牧场、涓涓的溪流和浓密的树林。我喜欢那红色的谷仓、绵延起伏的丘陵、圣诞树农场和那门廊或低垂或花哨的木屋。这是阿巴拉契亚乡间的精髓。我觉得熟悉而亲切，因为我曾经就住在俄亥俄州的雅典市，距这里不到一小时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