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与他父母的本意毫无干系，他们的初衷是很好的。

罗兰经常定期带比利去看他的爷爷、姑姑、堂兄妹和朋友们。珍娜和罗兰都不信棍棒教育那一套，不酗酒，也不吸毒。他们本想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却不知道童年早期对于一个人各方面的学习有多么的重要，也不知道一个人各种能力的培养必须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开始。它们就像窗户一样只会敞开一段时间，之后便会逐渐合上。

很多人会忽视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我对此极为敏感。这种敏感可以追溯到我最初同珍娜一起的日子。离家一年后，我带她回到了俄亥俄州的雅典市，那时她四岁。人们经常会对她评评点点，就好像她听不到一样，这让我惊讶异常。他们看着她骑购物车，便会开始评头论足：“噢，她太可爱啦——眼睛又大又蓝，你是在哪儿见到她的？”如果珍娜退到一旁或者转身跑开，就会有人说：“噢，她好害羞啊。”

她长大一些后，人们一听说她进过教养院而且有行为问题，就会向我发表诸多尴尬而幼稚的见解。沉默一会后，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会问道：“你收养她的时候，她多大？”

我会回答说：“三岁零四个月。”接下来又是一段沉默，在他们发表下一个见解之前，我的心情异常紧张。

“你真的以为她的问题可以追溯到那时候吗？你不会觉得她还记得那时候吧。”如此一段时间后，我便不再同人提起，珍娜儿时曾和至少七位至关重要的人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依恋问题、安全问题和心理创伤，也不再提及她在亲生父母家里承受了长达八个月危及生命的家庭暴力。

有些人会忍不住提到我的职业：“这么短的时间，你真的以为她会有很大改善吗？你觉得你作为心理医生会有所帮助？”对于这些无知狭隘的见解，我努力不去显得过于苛刻戒备。

多年之后，我见到戴博才大感释怀。戴博是珍娜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所教养院里的指导老师。他了解珍娜早期经历的影响，并且努力想让珍娜明白，她之所以会缺乏信任感、喜欢在商店行窃、总想逃离与她亲近的人，与这些经历大有干系。戴博待我友好，而不是像一般人一样对我这个母亲大加责备。同样让我倍感欣慰的还有福斯特·科林。她是儿童依恋障碍方面的专家。她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如果没有和这样的孩子共同生活过，你会毫无头绪。”

珍娜去世的前一天，我和罗兰一家人去观看了比利的幼儿园毕业典礼。珍娜身体太过虚弱，无法一同前往，但，多亏了她足够坚挺的心脏，她挨到了第二天。这是比利的特殊时刻。看到孩子们列队走进体育场，站在露天的阶梯看台上唱歌、朗诵诗歌、展示他们所习得的技能，我不禁笑了。他们依次接受毕业证书，郑重其事地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