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年底，”贝丝娣说道，清澈的双眸激情四射，“公共租界的街道上，将会有超过两万具尸体。每天我们都踩在尸体上走过，但是，我没看到你们任何人为之做点什么。”

贝丝娣相信我们应该变革。但我不明白，当我和梅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故意视而不见时，她怎么能容忍我俩？

“你是在问我们是否爱自己的国家吗？”Z.G.问道，“世上有两种爱，你们不这么说吗？爱国，是我们对国家和人民的爱。爱情是我们对所爱之人的爱。前者是激情澎湃的，后者是罗曼蒂克的。”他瞥了我一眼，我立刻脸红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两者兼而有之？”

快凌晨五点时，我们离开了咖啡馆。贝丝娣和我们挥手作别，钻进她爸爸的汽车，绝尘而去。我和梅也与汤米、Z.G.道晚安——其实已经是早安了，然后我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又一次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换黄包车，然后，我们在鹅卵石路上颠簸着回家。

这城市，像一个永不沉睡的大海。晚上，退潮；现在，伴着清晨的到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与律动。收粪的人推着车子，沿着巷子一路吆喝着：“倒马桶啊！收粪啰！倒马桶啊！”上海大概是第一批有电、煤气、电话和自来水的城市。但在污物处理上却很落后。不过没关系，城郊的农民愿意出高价买城里的粪，因为城里人吃的好，粪的肥力就足。收粪的人后面跟着卖早点的小贩，他们卖薏仁、杏仁和莲子做的粥，撒了玫瑰和白糖的年糕，还有五香茶叶蛋。

我们到家，付了黄包车夫的钱，拉开了大门门闩，走在通往前门的小径上。弥漫在夜色中的湿气，让花草、灌木和大树的味道格外清新，我们陶醉在花工种的茉莉、木兰和中欧山松的香气里。我们走上石台阶，从木雕牌匾下走过。为迁就我们迷信的妈妈，家里特意挂了这据说能镇宅的牌匾。我们走到门口，鞋跟踩在镶木地板上，咯咯作响。右边的客厅里还亮着灯。爸爸没有睡，在那里等着我们。

“坐下，不要说话。”父亲指着他面前的椅子，对我们说。

我乖乖坐下，交叉的双手放在大腿上，双脚交叉。如果我们闯了祸，做出一副娴静的样子总是有好处的。过去几个礼拜，一直挂在父亲脸上的那股忧虑，今天仿佛凝固在了他脸上，让他显得那么冷酷。他接下来说的话，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已经把你们俩的婚事定了。”他说，“婚礼后天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