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和Z.G.的婚礼，但是，我和山姆的婚礼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没有西式婚礼，自然就不会有尚蒂伊蕾丝、七八码长的面纱和一簇簇芳香馥郁的鲜花。在中式酒席上，梅和我没有换上大红绣花嫁衣，没有戴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的凤冠。没有亲戚们济济一堂，没有人交头接耳，传点谣传或讲个笑话，也没有孩子们跑啊，笑啊，叫啊。下午两点钟，我们去法院和山姆、弗恩，还有他们的父亲碰面。路老头就跟我记忆中一样，瘦高，板着脸。他两手背在身后，看着我们两对夫妻签了婚书：1937年7月24日，结婚。下午四点，我们去美国领事馆，填写不限额移民表格。梅和我一栏一栏填写着，证明我们没有坐过牢，没进过救济院，没进过精神病院，我们不酗酒，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职业乞丐，不是妓女，不是白痴，不是弱智，不是低能儿，不是癫痫病患者，不是结核病患者，不是文盲，也不是精神病理性自卑（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签字后，路老头立刻把表格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下午六点钟，我们到了一家毫无特色的饭店和父母亲碰头。光顾这饭店的尽是些落魄倒霉的人，中国人也好，洋人也罢。然后，两对新人，我的双亲，还有路老头，我们一起在大厅用餐。爸爸怕冷场，一个劲地说着话，但其他人能说什么呢？乐队在演奏音乐，但我们谁也没跳舞。菜上了一盘又一盘，但连吃口米饭都要把我噎住。爸爸叫我和梅倒茶，这是新媳妇的规矩，但是路老头摆摆手拒绝了。

终于到了两对新人进洞房的时候了。爸爸凑在我耳边说：“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件事一做完，一切就都过去了。”

山姆和我走进我们的房间，他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坐在床边，弓着腰，眼睛盯着自己的手看。我曾经几个小时沉浸在对我和Z.G.的婚礼的幻想中，我也同样几个小时都幻想着我和他的新婚之夜，想象着那将多么浪漫。现在，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妈妈，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何把夫妻之事说得那么不堪。“这种事吗，一下子就挺过去了，过去也就过去了。”她经常这么说。

我没有等着山姆走过来，将我搂在怀中，亲吻我的脖颈直到我浑身酥软。我站在房间正中，自己解开了颈上的扣子，然后解开了胸上的扣子，再解开腋下最上面的那个扣子。山姆抬起头，看着我从上到下解开了从腋下到右腿的三十个扣子。我的衣服从肩膀上滑落下来。这么热的晚上，我却冷得发抖，站都站不住。我只敢做到这一步了，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山姆站了起来，我咬住了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