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换条船坐吗？”我又问。

他砸了一下隔在我和他之间的栅栏，“你这个笨蛋！”——今天似乎每个人都觉得我笨。然后，他抓住栅栏使劲摇晃，“没票了！卖完了！下一个！下一个！”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和Z.G.的女房东一样的沮丧和歇斯底里。这时，梅伸出手来，把自己的手搁在办事员手上。异性之间的身体接触一向为人不齿，更别提陌生人之间了，办事员因此吃了一惊，顿时成了哑巴，也许是跟他说话的这个漂亮女孩悦耳的声音，使他突然了平静下来。

“我知道你会帮我们的。”梅歪着头，微微一笑，把脸上绝望的表情一下子变成了平静。这一招立马奏效。

“让我看看你们的票。”办事员说。他仔细看了一下票，又查了几本行程表，“很抱歉，靠这些票你们没法离开上海。”他终于说道。他拿出一张纸，填了表，和我们的船票一起递给梅，“如果你们能到香港的话，去我们香港的办事处，把这个给他们，你们就能把票换成去旧金山的新铺位了。”他顿了很长时间，又重复一遍，“如果你们能到香港的话。”

我们谢了他，然而他压根没帮到我们。我们不想去旧金山，我们想往南走，逃脱青帮的势力范围。

我们垂头丧气地往家走。交通的噪音，汽车的尾气，刺鼻的香水味从未这么令人压抑；对金钱难以实现的渴望，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罪行，灵魂的崩溃从来没有这么令人凄凉而绝望。

我们看到妈妈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那是以前我家佣人炫耀地吃三餐的地方。

“那些人又来了？”我问道。无需指明我问的是谁，我们惟一害怕的人是青帮。妈妈点点头。我和梅都没做声。妈妈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感到一股恐惧直刺脊梁骨。

“你爸爸还没回来。”

我们分坐在妈妈两边，就这么干等着。我们又去街道两头寻找，希望爸爸出现在街角，但他一直没有回来。天黑了，轰炸声更加猛烈。闸北的战火映红天际，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夜空。但不管怎样，属于外国领地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