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之间，我了解我掉进怎样的陷阱里。我成了招摇撞骗的国会议员了，假公济私，以考察之名，行出国度假之实，弄几张公关照片，登得大大的，混充成果，但还是得事事小心，免得被人识破行藏，最后只好被中情局监视得死死的。表面上，头儿把我保护得很安全，事实上，却是五花大绑，害我动弹不得。理论上，我是来研究中情局在此地的活动状况，回去写一份不痛不痒的考察报告，结论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是，就现在的情势看来，要他们放我一个人清静一下，概率比休利特在废话之余不“哈哈”两声，恐怕要小得多。

我非得把这个小丑赶走不可。

“这趟飞机飞得太久了。”我告诉他，总算在“哈哈”两声中，找到空档。“我想洗个澡、刮刮胡子，连续睡十个小时。把你的电话留给我，等我起来再跟你联络。”

我总算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他落荒而逃。真的，速度还挺快的。他留下名片，想要说什么，却又没说，然后就飞快消失。

我洗了澡，刮了胡子，但不可能连睡十个小时。我伸展四肢，躺在床上，研究天花板二十分钟。我得找个着手的地方，亚贝尔·渥多斯是个很好的起点。他是瑞士人，多半时间在曼谷、澳门两地厮混，什么都卖。几年前，我跟他通过几封信，自称是拉脱维亚流亡军代表，询问把武器走私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可行性。渥多斯非常合作，感觉起来，他很高兴发现拉脱维亚还有流亡部队，尽管，这个组织他前所未闻。虽然我们只通过五六次信，也没有在拉脱维亚发动革命，不过，向他打听点消息，应该还靠得住。在东方世界，被偷了什么贵重物事，他不可能一无所知。

我换上干净的衣服，搭电梯到大厅，却发现休利特坐在吧台，膝盖上放了一份远东版的《时报》。我缩回电梯，回到房间。

看来，大摇大摆走出去是不成的了。我打通电话要求房间服务，没过多久，来了一个瘦瘦的侍者。“帮我个忙。”递给他一些泰铢，这些钱很快就不见了，笑容更殷切了。

“女孩？”他满怀希望地问道，“年轻女孩？”

“帮个忙。”我用泰国话解释说，大厅有位先生，我不想见到他。也许旅馆有那种工作人员用的门，可以让我离开这里？

当然有，他告诉我。他说，但他要先去别的房间收早餐盘，马上就回来，领我走工作人员走的门。

一会儿之后，他真的回来了。我跟他走出走廊，穿过成排的折叠椅，进入一个不断喘息、尖叫的电梯。我们直直进到地下室，这里像是一个迷宫，在成堆的罐头与垃圾桶之间，觅路前进，最后来到地下停车场。等我们走到车道斜坡附近，我又给了他一些泰铢，他的嘴咧得更开了。我谢谢他的领路，一个人走上斜坡。太阳正盛。

我向左转，走了半条街，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说哪，谭纳先生，睡不着，是吧？碰到你还真是运气啊，哈哈。一起吃午饭吧。前面转角有个还不错的餐馆，不怎么豪华，商业午餐还不错，哈哈。”

商业午餐包括一大杯不知道是什么水果做的果汁，一大盘味道不坏的牛肉与米饭，一些尝起来味道有点像是防风草的草根，还有一碟普普通通的焦糖布丁。我还喝了一杯很浓的茉莉花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的胃口会更好。巴克莱·赫顿·休利特越看越烦，老是让我想起出卖我的那个小鬼。休利特这个人还算是厚道，绝口不提我想落跑的事情。吃罢，他拿起账单，我想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单单去收买那个混账小鬼，就不只花这个钱。

我琢磨不透那小鬼到底是临时起意赚点外快，还是压根就是中情局布在旅馆里的眼线。午餐之后，我跟休利特在曼谷窄窄的街道上，散了好一会儿的步。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这城里一半以上的人，好像都是中情局的雇员。休利特指着附近的小店——旅行社、土波店①、鸡尾酒廊、餐厅——很得意地说，触眼所及，全都有中情局布建的细胞，而且无一不是高手。我不大确定他到底是在跟我邀功，吹嘘他有多能干，还是警告我别再轻举妄动了。也许两者都有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