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马克思与阿·卢格编辑在法国巴黎出版杂志《德法年鉴》，在出版的创刊号上，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刊载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文章是《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对于他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文章的内容表明，恩格斯不仅解脱了黑格尔哲学对自己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他把改造现实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对现实社会的研究之中，他通过自己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恶化，这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因此，他首先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试图从中寻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突破口。

《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开端，也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从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只是具有自由、民主、进步倾向的激进派人士，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创立辩证唯物主义

德国的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理论来源，代表人物主要是费尔巴哈（1804——1872）和黑格尔（1770——1831）。其中，费尔巴哈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之一，但不久，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使得费尔巴哈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第一个叛逆者。他第一个站出来，不仅公开地举起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旗帜，而且举起了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旗帜。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力图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再从事物的概念出发，而是从自然的、现实的、感性的事物出发；与此相应不再用抽象的原则解释事物，而是用现实的事物说明抽象的原则。于是，这就使黑格尔的哲学来了个彻底的颠倒。

马克思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由于费尔巴哈站出来首先亮起了叛逆的旗帜。但是费尔巴哈的叛逆对于马克思最后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解脱出来，起到了一个契机的作用。

马克思虽然很快便成为费尔巴哈的崇拜者，但他与费尔巴哈还是有所区别的。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徒，对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马克思自己的思维方法，因此，当他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所折服、所倾倒时，他所批判的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不仅没有加以批判，甚至把它吸收过来，使之成为自己的思维方法。

总之，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的两位古典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摒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取其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进行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的最早的经济学论文，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该文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发表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

恩格斯于1842年到曼彻斯特后，目睹了资本主义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实况及其后果，使他认识到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仅靠抽象理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经济问题的研究入手，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动规律。为此他集中精力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联系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

这篇文章，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实质作了深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物质利益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探索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规律，使经济学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其实质仍然是保护、完善和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批判，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对此，马克思，称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对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与卢格的政治分歧

《德法年鉴》在1844年停刊后，马克思和《德法年鉴》的老同事在一家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上发表文章。

当时，报纸的编辑部每周举行一次编辑会议，编辑会上的讨论总是很热烈，一个编辑后来回忆说，争论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连窗户也不敢打开，否则就会引来好奇的群众。争论的主要对手是卢格和马克思。马克思和卢格的争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公开的论战，其根本分歧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工人运动的看法上。1844年，在巴伐利亚和东普鲁士一带，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和劳动报酬的低下，爆发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罢工事件。

卢格对1844年6月发生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这一事件是缺乏“政治精神”的、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自发产生的饥民暴动；与此相反，马克思看到的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觉醒，它表明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工人运动具有政治意义，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