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恩格斯来自家庭的压力

马克思恩格斯珍闻录 作者:胡志刚


由于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常参加共产主义者的各种活动和集会,并成为主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不仅受到普鲁士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激烈反对。1845年3月1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谈到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冲突。恩格斯说: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与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捡’,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二人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

这样,在反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恩格斯再次离开了家乡巴门。

恩格斯的传世之作出版

1845年5月,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即传世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曼彻斯特期间研究英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情况,遍访曼彻斯特的工厂和工人区,获得大量“亲身观察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在故乡莱茵省巴门市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成的。

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了全面剖析,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等,从而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还论述了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而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实地调查的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极严厉的控诉,揭露资本主义新奴役制的伪善本质。根据对无产阶级经济、政治地位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一个肩负历史重任的革命阶级。它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由于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国家机器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因此,无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进行暴力革命。他预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覆。”

总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观点,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赞扬这部著作“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惑!”同时恩格斯在晚年为本书写的序言中也指出过,本书还存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这些痕迹,正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撰写的,当时他写在自己1844年至1847年的笔记本中。

马克思在《提纲》中揭露了费尔巴哈和他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是它们消极直观的性质、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强调指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抽象的人的观点,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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