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区里，有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他在一位普通纺织女工的陪伴下，经常深入车间厂房，走访工人的家庭。这位青年就是恩格斯，那位女工就是恩格斯的恋人玛丽·白恩士。

恩格斯论家庭之富裕，经商之需要，完全可以象一般的纨袴子弟那样，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以出入上层社会为荣的资产阶级阔小姐来作妻子。但恩格斯并没有作这样的选择。1842年，他从德国来到曼彻斯特之后，就认识了这位纯朴无华的姑娘。玛丽·白恩士是爱尔兰人，在一家纺织厂做工，比恩格斯小一岁，性格爽朗，热情大方，具有革命觉悟。她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后裔，时时关心本民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她是血统工人的女儿，强烈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积极参加工人们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玛丽的革命精神象磁铁一样吸住了恩格斯，唤起了他对受尽掠夺和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切同情，坚定了他要同工人们交往，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人状况的决心。

在玛丽的带领和陪同下，恩格斯花了二十二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工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对资产阶级的社交和宴会，他往往拒绝参加，却愿意同玛丽一起参加工人们的活动和集会。在玛丽的帮助下，二十四岁的恩格斯就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作品。

1845年，恩格斯决定同这位出身低微，一无所有的女工共同生活。出于对宗教传统的反抗和对资产阶级道德法规的蔑视，恩格斯和玛丽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就结成了终身伴侣。由于二人志同道合，婚后一直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恩格斯早年召集三次

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集会

1845年2月8日、15日和22日，恩格斯在家乡德国的爱北斐特组织召集了三次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集会。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有40人，第二次130人，第三次达200人。恩格斯在8日和15日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为了能使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便借助于当时影响极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以及自己在英国实际观察得来的材料，深刻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罪恶，揭示了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内在矛盾，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演说中，恩格斯详细地论证了未来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他指出：未来建立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现在造成贫困、愚昧和罪恶的根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总之，恩格斯的讲演充满了许多天才的科学预见，但其中仍不难发现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某些影响的遗迹。但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引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无疑又是崭新的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聚集地

自1845年春天，在法国巴黎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马克思等人，在普鲁士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被驱逐出法国。马克思没有等到4月1日（驱逐日限制时间）就离开巴黎，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就这样，从1845年到1848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连续居住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马克思全家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警察当局不断找茬，马克思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全家的生活全靠不固定的稿酬收入。但是，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将马克思一家击倒，相反，他们家，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也总是充满了幽默和欢乐的气氛。他们的家已经成为流亡者的聚集地，燕妮总是热情饱满、温文尔雅地接待来访的客人，她那高雅的谈吐、和蔼的笑容让来客们感到宾至如归。马克思的家不仅吸引着各国的流亡者，而且吸引着比利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久而久之，马克思的家成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