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到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随着大资产阶级与残余封建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之后，恩格斯重又回到了欧门——恩格斯公司，给公司经理欧门当助理。后来，随着业务能力的增强，恩格斯渐渐成为他父亲在公司的全权代表。

1861年，在父亲去世后，恩格斯便正式成为公司的合办人，一跃而变为大股东，真正成为红色的资本家。

恩格斯在公司任职的20年时间里，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他必须设法为公司创造最大利润而尽一切努力，即便是从他个人想从公司所创造的尽可能多的利润中留下一部分，以便支援马克思和自己与马克思所共同创造的事业这个角度来说，也必须这么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他都在努力为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奋斗。

在晚年，恩格斯回忆自己这段生活经历时说：“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就是在这人生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紧密合作，几乎每天通信，保存下来的信就达1000多封。正是这样，他们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建立了令人赞叹的终身革命友谊。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

在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心目中，恩格斯也是家中的一员。对此，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在历史上，他俩的名字已经长时期联在一起，载入了史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就在一起，并平行地发展起来，互相最真挚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革命运动，只要可能便在一起并肩工作，共同为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

环境迫使他们分离了将近二十年。1848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彻斯特去，而马克思则被迫留在伦敦。

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是相互沟通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谈论当前的政治事件和科学问题，交换他们在科学上探讨的结果。马克思接到恩格斯信的时候，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象恩格斯就在场似的：“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你对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说：“但是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流出眼泪来。”恩格斯一脱离他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连忙跑到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从1870年直到马克思逝世为止，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不是在这一个家里，就是在那一个家里。

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克思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不下去。到了以后，两个朋友抽着烟，谈了一个通宵，畅谈着他们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比对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更加重视。因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能够同他合作的人。为要说服恩格斯，为要使恩格斯赞成某一思想，马克思觉得费多大气力都值得。

马克思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为荣。他曾非常愉快地向同事讲述恩格斯的德性和才智。为了把恩格斯介绍给一位同事，马克思甚至特意与同事一起到恩格斯所在的曼彻斯特去了一次。在马克思长时间的工作中，他十分敬佩恩格斯的渊博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