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4月6日，是马克思全家处于极端悲痛的日子。这一天，马克思和燕妮的8岁儿子埃得加尔在马克思的怀抱中死去了。这一悲痛之事给马克思全家带来了极度的悲哀。当时燕妮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痛哭，琳蘅在一旁呜咽，马克思的女儿小燕妮和劳拉拉着母亲的手低声哭泣。

马克思前2个孩子的死是在1岁左右还没知事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次儿子的死是在已经8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家人的心目中有着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自小聪明活泼，深得父母的宠爱，家里人还为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穆希”。小穆希有一双可爱的眼睛，聪明的脑瓜，从小就喜欢唱歌，家里常常回荡着他那童稚的歌声。孩子的葬礼之后，马克思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坐着将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两手中间，久久不肯动弹。

小穆希的死去，使这个家庭笼罩在一片阴郁而压抑的气氛之中，两个女儿脸色苍白，她们不再嬉戏，不再唱歌，因为这个小团体少了一个主力军。燕妮已经完全被悲痛所压倒，而马克思自己自从参加儿子的葬礼以后就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症，这个家几乎要垮下来了。

燕妮在给一个亲戚的信中写道：“把我生活中的一切痛苦，一切悲伤加在一起，也不如我开始料到我亲爱的孩子得的是什么病时所感受的无法形容的悲痛。他是一个可爱的善良的天使。他是我心中的宠儿，就象他是每个看到他那美丽、光辉的容貌的人的宠儿一样。他是我亲爱的卡尔的全部快乐，全部骄傲，全部希望。这个孩子特别亲昵而温顺地依恋他，他在病中一直要他的查理（他总是这样诙谐地称呼卡尔）永远守着他，背他，抱他，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上。卡尔也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在惶惶不安的六个星期中没有离开过他，日夜守在他身旁。”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他利用请他第一个讲话的机会，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参加《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会这件事明显地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同英国宪章派保持着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想在思想上影响英国无产阶级并且帮助宪章运动的领袖，以使英国工人运动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起来。下面是演说的全文：

“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郎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密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