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我们依然站在昨天的位置等着陈院长和大嫂。今天大嫂先出现在我视线里，只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边加快脚步从我们身边走过，边说：“李里，我今天很忙，没时间帮你。等会我打电话让建林来。”大哥跟在大嫂的身后，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走了。我知道大嫂是违心的，但只能用无奈的目光望着他们远去。

“等我查完房，就开始。”陈院长从我们身边经过时说。

我抱着骁儿子到窗口排队挂号，当我拿着挂号单退出人群时，满鬓银丝的老父亲不知何时来到了我们身边。他默默地抽着烟，眼睛圆睁睁地瞪着我几秒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痛心疾首地说：“建林他不同意！奶奶也不同意！你一个人瞎胡闹乱搞！看你怎么收场！你可不要搞得全家人跟你倒霉啊！”

昨天大嫂和我聊天以后，因为在她看来孩子动手术这么大的事，建林及建林家人却像陌生人一样旁观，有些不可思议。于是，她总是追问我，到后来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晚上，她将此事告诉了哥哥，他们权衡一下轻重怕承担责任，所以今天大嫂不来帮我。父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想用他的威严来阻止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最不愿意看到他老人家的时候，他却坚定地守候着我。但在斯巴达教育理念（斯巴达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残酷的。这种教育的精髓是优胜劣汰。提倡把弱小的、残缺的生命早早地丢弃掉，使民族更加强胜）的影响下我的决心已定，我可以没有孩子，但我决不能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在我看来，人的一生并不是短暂的，几十年的艰苦跋涉，路途不知有多少坎坷！决不能因为我今天的软弱，把他推向一条更加坎坷的路！我也懂得老父亲的心，完全明白话中的含意，但我不能听从于他。于是，我无情无义地说：“死了拉倒！”

那个时刻，我真的好孤苦！我的心被眼前的事搅得七零八落，没有心情给骁儿子讲故事，只是默默地抱着他，只是想多抱抱他。他也很乖，一点也不闹，时而捧着我的脸看看，时而又抬头看看老外公。我们就这样心烦意乱地等到十点，我难以忍受地亲亲他的小脸，把他送到手术室的门口，护士将他接了过去。

“妈妈！”

“咣当”一响，手术室的门关上了。

手术室设在职工医院门诊大楼的第二层的西边，门外是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左边有一排长凳子足可以供十个人坐；右边是眼科的门诊部，没有人来就诊，医生有的去买菜，有的躲在里间织毛衣，门虚掩着。中间是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大厅，大厅将长长的走廊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最东边是妇产科的门诊部，到妇产科要经过耳、鼻、喉科的门诊部。大厅的正门是外科门诊部，没有人来就诊，医生有的看书，有的看报，有的烤火，门同样虚掩着。

与正门对着的是楼梯。如果是夏天，光可以从外科门诊部高大宽敞的窗户里横穿后，再透过玻璃大门将整个大厅照亮。只是现如今已是隆冬，自然光没有那么强，大厅有些朦朦胧胧。

从心理上讲我今天特别排斥老父亲，一秒钟也不愿意看到他。但是他老人家却提心吊胆，坚定不移地总是那样与我保持着几米的距离。我们在一楼，他也在一楼，我现在上了二楼，他也来到二楼，我以为他站累了，他会走过去坐着休息，就留下那长长的凳子去等着他。然而，他没有，他蹲在楼梯口抽烟。时而向左看看，时而向右看看，时而抬头看看屋顶，时而又自个儿换个地方站一会，再换个地方蹲一会。

他内心的恐惧我是知道的，他对人生态度的观点有那么一部分是和我相同，我记得小时候曾听他说，他珍惜健康的生命，唾弃残缺的生命。只是到了自己的亲人健康残缺时，他同样不肯放弃，他一个人床头床尾心甘情愿地服侍他瘫痪三年的妻子——我们的母亲，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猜想可能昨天他听到了太多的他不愿意听到的字眼，比如麻醉，比如万一，比如……

三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三五分钟的时间是陈院长给我预计的手术极限时间。十分钟过去了，手术室的门没有开，我觉得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走到一个爹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地擦了擦眼睛，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强装着轻松自如的样子走到爹跟前说：“爹，您今天不买菜了？”

爹不说话，只是看看表，再看看钟，又开始用小小的长方形白纸卷着黄色带黑的烟丝……

我们心事重重地在大厅和走廊里踱着步，五分钟以后，我与爹换了个位置，我来到大厅，爹进了手术室的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