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孔子说：“有道德的君子能够做到中庸，无道德的小人的行为则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的言行时时刻刻适中。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他做事肆无忌惮。”

人生谋略

这一章告诉了我们“中庸”这个词的由来，借孔子这位圣人的嘴，说出了中庸其实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之亦无不及的平常道理。孔子认为，能否做到中庸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是有道德的人，所以能够随时随地保持“中”的境界，也就是中和、适中，做事情合乎中道，有一颗平常心，不急不躁。这是因为君子立身处世，不是图名图利，不会患得患失，急躁冒进，也不会气人有笑人无，而是求同存异、公平客观，所以是中庸的。小人却只想满足一己私欲，图名索利，沽名钓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事情不遵循客观规律，接人待物偏三向四，这怎么可能做到中庸呢？

在《论语》这部儒家重要经典中，记录了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不同行为方式的看法。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等等，这些精辟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比较贤德呢？”孔子的回答是，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又问：“那么是子贡更贤德一些了？”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君子的“时中”，就好比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孔子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做事情过分和不够是同样不妥当的。“过犹不及”一词，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在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指导意义。比如说，工作中想出成绩，不努力是不行的，这就是“不及”不行。可是，为了出成绩而有过激行为，甚至不择手段，这就是“过”。这两种做法的后果不相上下，都不可取。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一文中，曾经描写大美人东家之子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句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庸之道的真谛。总而言之，中庸就是恰到好处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情达到中庸的境界，或者说做到恰到好处确实不容易。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小故事，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庸之道或许有些帮助。在英国，有一对夫妇领着5个12岁以下的小孩在马戏团剧场前的售票处排队购票。此时，孩子们都很兴奋，虽然穿着便宜的衣服，但是全身上下都是干干净净的，手牵着手跟在父母的身后，叽叽喳喳地谈论着马上就会看到的小丑、大象、狮子今天晚上当然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他们的父母看上去也很神气：母亲挽着父亲的手，夫妇俩注视着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能带给孩子如此快乐的父母是多么伟大啊。”

当他们排到售票窗口时，售票员问父亲要多少张票。他回答说：“请给我五张儿童票，两张成人票。”售票员说出了票价的总额，这位父亲好像没有听清似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问了一句：“你说是多少钱？”售票员于是又说了一次。父亲知道，自己带的钱和那个数目相比，差得很远。可是，此时他怎能转身告诉五个兴致勃勃的孩子说他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看马戏呢？

这一切都被他们身后的一位男士看在眼里。那位男士悄悄地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又悄悄地把它扔到地上。接着，他蹲下来，捡起那张钞票，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说道：“对不起，先生，这是从你的口袋中掉出来的！”

这位父亲愣住了，不过他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感激的神色，但却并没有说任何感激之词，只是在接过那张钞票时用力地握了握帮助他的人的手。

那位在关键时刻帮助那对夫妻的人的做法可以说就达到了恰到好处的境界，既毫不犹豫地解了人家的燃眉之急，又没有因为过分张扬而给人家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行中庸之道，其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事要把握分寸、合乎尺度，即使是善举，若是超过限度，也可能转化为恶。为人处世要想有所成就，有做事的分寸感十分重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大学问。

历史上，立下绝世功勋却由于做事忽略了“中庸”二字而没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有一个人却是个例外。清朝末年，重臣曾国藩回湖南组建湘军，先后攻克太平军控制的几个重要城市，最后攻陷金陵，因此受封一等侯爵。也就是在这时，曾国藩发现他的湘军总数已经达到30万人，并且成为一支只听命于他本人，除此以外谁也调动不了的私人武装。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利害关系，于是开始自削兵权，目的就是要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使自己依然得到信任和重用，也正因为此举他才更加受到皇帝的信赖。曾国藩的“好运”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做事情的尺度与分寸。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春风得意，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适可而止才是最明智的。

历史有着相似的必然规律，这也是中庸之道，遵循中庸之道为人处世，就等于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佛教中，也提倡类似于中庸之道的智慧。佛经中记载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故事：释迦牟尼有一个弟子名叫二十亿耳尊者，有一次他发现这位弟子诵经时表现得十分悲切、激昂，于是问道：“你诵经如此悲切，心中一定有很多烦恼，你因什么而起这些烦恼呢？”二十亿耳尊者说：“世尊，我出家修行很久了，眼看别人行到了三昧，证得了禅定，乃至于成道、证果，而我不但没有成道证果，连三昧都得不到，所以觉得很悲伤，心也静不下来，诵经也诵不下去，请世尊慈悲开示。”释迦牟尼又问：“你没有出家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二十亿耳尊者回答：“世尊，我没有出家以前是弹琴的。”释迦牟尼便问他：“好，我现在问你，怎样才能把琴弹得很好？如果琴上的弦太松了，有没有声音？”二十亿耳尊者回答说：“世尊，弦太松了就根本没有声音。”“那么，把这根琴弦上得很紧，声音好不好听呢？”尊者回答说：“世尊，弦太紧了弹出来调子不正确，甚至弦还会崩断。”于是释迦牟尼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心不能太紧张也不能太懈怠。太紧张容易生无明、起烦恼，反而静不下心来；太松懈了，又容易懈怠散漫。所以我们的心应当保持不松不紧。诵经的时候也应当这样，做到了就自然有证果可以得到。”

能海上师说，“般若无相”。意思是说，般若智慧没有什么形象，表现在人事上，如果这个人做事情有条有理，恰到好处，和谐适度，这就是般若智慧的表现。

所以说，做事情是否中庸，不仅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是智慧与愚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