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罗斯福（Kermit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维（MohammadReza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of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