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新中国不仅患着严重的“贫血症”，而且“肢体偏瘫”的危险日益逼近。当时，90% 以上的石油产量和60%以上的石油加工能力集中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省区，而90% 的石油消费却在千里之外的东部发达地区，不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还是杯水车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测的石油需求量将超过每年500 万吨，西北各油田实际供给能力仅是这个数值的40%，需求与自给的矛盾还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石油严重短缺并且偏依西北一隅的严重局面，让党中央、毛主席焦虑得寝食难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石油工业必须迎接挑战，快速发展，短期内必须有大的突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地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地球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已经存在了40 多亿年，从地壳生成到人类的进化是漫长而又遥远的历程。虽然人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石油，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使用价值还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启蒙。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发明以后，人类迅速地实现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梦想，汽车、潜艇、飞机……乃至手表那样小巧玲珑的日常用品，都与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石油作为目前还无法替代的能源被视为“工业的血液”，社会的运转、人们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它。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实力是否雄厚，往往要看它拥有的石油储量和消费水平，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阐述的那样：“近50 年来，世界上惊人的经济成就，都是沿着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前进的──这条直线就是石油消耗。”

正是因为如此，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争先恐后发展的热点。20 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像石油这样与政治、经济、军事结合得如此紧密，由此而引发的战争，至今也没有间断。西方的某些预言家曾经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做过这样的估计：由于缺乏足够的燃料，哪怕是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也坚持不了几个星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石油啊，石油，对刚刚升起五星红旗，还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的的确确成了生死攸关的命脉！

面对黑云压城之势，端坐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室里的邓小平总书记目光如炬，心急如焚，表面上却是神态自若，不断用他那铿锵有力的四川乡音以插话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听说你们石油工业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讨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

小平同志的话一语破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开发天然石油，前提是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地质勘探，偌大的中国高天厚土之下到底有没有石油？

蕴藏在哪里？现有的人员装备和技术水平能否大干快上，在短期内打开新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在心中筹划着如何回答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议题。

钟表上的时针指向了中午12 点，小平同志似乎是有意给与会者一个深刻思考的机会，他说；“好吧，今天先谈到这里，明天上午我继续听你们的汇报。”随后小平同志和来开会的人一一握手道别。那一时刻与会者心奠基石里像塞着一团麻，又像燃烧着一团火，压力与信心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松辽盆地大有希望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石油问题，向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生做过咨询。李四光在研究了新华夏系沉降带的地质特征之后，明确指出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老一辈的地质专家黄汲清、谢家荣、翁文波等人，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就提出了陆相沉积地层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编制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的时候，他们以赤诚的爱国热忱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批驳了少数西方地质权威散布的中国贫油的谬论，满怀信心地在东北、华北、江汉等处未勘探过的沉积盆地上，涂抹了一片代表石油勘探远景的鲜红色。

1955 年1 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将松辽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做出了相应部署。当年７月，派出了以东北地质局总地质师韩景行为首的6 人小组，带着野外地质工作者必备的三件宝：铁锤、罗盘和放大镜，踏上艰辛的找油之路。８月中旬，这6 位年龄不足30 岁的年轻人，以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哈达湾为起点，乘坐从老百姓那里租来两条拼合在一起的渔船，沿江顺流而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地质普查工作。两条小木船既不挡风，又不遮雨，活动空间仅有几平方米，七八个大活人在里面像囚笼一样，其艰苦之状可想而知。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晚上燃起一盏渔火整理资料，饿了钓几尾鲜鱼改善生活，闷了迎着习习的江风饱览一番山光水色，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豪情满怀，干劲十足。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松辽盆地中部的勘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