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安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拿着厚厚的简历到各个大城市跑招聘会。周围的同学皆佩服我，说像我们这样不知名的地方师范学院，也就是回小县城或者乡镇上去教个中学，而大城市的学校，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像我一样勇敢地去应聘了。这样的话，我只当耳旁风，照样一家家地去跑，一次次地经受着招聘人的不屑和白眼。

终于在其他同学都早早签了家乡中学的时候，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通知我去面试。已经习惯了漫不经心的问话，这个校长也不例外，看我进来，头也没抬地便问：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们这个学校呢？是民办的吧。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贵校是要招聘老师还是招聘名牌大学的名号呢？他显然吃了一惊，很认真地抬头打量了我一下，随后看着自信满满的我笑道：一个女孩子敢从东北闯到北京来，这边一定有亲人吧？我依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道：我不需要倚靠别人的扶助，我只是欣赏我自己，相信我不比任何名牌大学的学生差，别人的褒或贬，我想对我个人，还有我的工作能力，并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这样的一席话，终于让这个校长点头通过了我。但也只是同意我留下来，在我真正去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将“出身”卑微的我，安排到最差的两个班级里去。这两个班的学生，都是升学近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差生，而且他们自己也自暴自弃，上课的时候能趴在课桌上睡觉，已经是最好的表现了。带这个班的老师们也都是应付了事，因为校长已经明确表示，只要让这些学生不出什么意外地毕业走出去，就可以了，至于成绩，就不记入工作业绩了。有了这样的话，学生再怎么捣乱，老师们皆听之任之，只尽心去带好自己的另一个好班。

我这样一个刚毕业的老师，且是非名牌学校毕业的，当然只有教两个差班的份儿。也就是说，不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会像其他一起来的同事一样，有可以拿来炫耀的工作成绩。有好心的同事劝我去找校长，说不管怎样，带一个好班总是可以的吧，要不，何时才能熬出头？而我，却什么也没说，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去向最优秀的老师看齐。

困难当然是数不胜数。来自同事的同情和领导们的冷淡，就已让我孤单。而那些放纵不羁的学生，更是让我头疼。常常会有学生拿搞怪的问题问我，或是在我的课上发短信、看小说、闲谈，甚至自由出入。我辛苦写的评语，他们看都不看。考试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拿出书来抄。在路上遇到了我，他们不喊老师却嘻嘻笑着高叫美女。有许多次，我被他们气得哭，周围的同事只是不咸不淡地扔下一句“值得吗？”，便埋头去统计学生的分数。但很庆幸，我没有放弃，也没有一味地拿学生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我很执著地，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爱心策略，不只是单纯地教课，还与这些其实很可爱也很聪明的孩子们交心。我用行动真诚地告诉他们，命运把我们扔到最低谷，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恩惠，因为，我们再不会有往下落的痛苦，哪怕往上爬小小的一步，也是别人眼中渴盼着的进步。

这些孩子的心，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我打开。而且，在尝到成绩进步带来的欣喜后，他们开始将种种的坏习，艰难又极有韧性地抛弃掉。一年的努力，让这两个无人关心的班，成绩竟有了鲜明的进步，我教的语文，甚至超过了好班的成绩。

这当然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笑着问我：愿不愿意调到好班去？我摇头，笑着回道：我是一个老师，教的是学生，而且是能出成绩的学生，至于他们出身的好坏，基础的优劣，我想，不会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吧？

半年后，因为表现出色，我还是被调到了市中心的本校去。在那里，我文笔好的优势开始发挥。我学会了用最少的时间，最得当的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我成了全校“小资”老师的代表，既能将学生带好，又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且多姿多彩。我用周末的时间给一家时尚杂志做编辑，采写北京城里那些有着张扬写意人生的女子们。我用三年的时间，攒下一笔钱，买了一个30平方米的小房子，它正对着一个漂亮的花园，每天起床，我都会看到美好又新鲜的阳光，洒满洁净的落地窗。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处处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清晨更让一个“北漂”的女孩子感到幸福的吧？而那些在东北小小的县城里羡慕着我的同学，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从不知名学校毕业的我，会在三年后，爬到这样处处看得到风景的高台上来。而我，在他们带着淡淡嫉妒的惊讶里，只会轻轻说一句：我只是知道欣赏自己罢了。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