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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起床后洗完澡，在厨房餐桌前坐下吃麦片。她今年十七岁，左鼻孔戴着一个银环，从来不好好洗头。她看到车库门开着，很诧异。她知道，父母就在楼上。他们下楼到厨房来，一言不发，若有所思。父亲穿着臃肿的防寒服，母亲脸色苍白，神情惊慌。

“怎么了？”她问。

两人默不做声，她便心领神会。

她起身，一反常态地给了父亲一个拥抱。她从侧面搂住父亲，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抓住贝卡的小臂，亲昵地捏了捏。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他说。

“我百分之百地肯定。”她母亲说。

蒂姆第一次病发时，贝卡九岁。母亲开车带她进城，她被母亲一言不发、急躁驾驶的状态吓坏了。她不知道母亲为何要来校车站接她，带她去哪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桥上堵车的时候，母亲忽然转身捋了捋她的头发，一句话都没说。贝卡以为，他们会在街角接到父亲。父亲会像往常一样，穿着米色大衣，拎着公文包，腋下夹着褶皱的报纸。但是，她们却来到一座小三角花园前。花园里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两个垃圾箱，一个电话亭和四五张木椅。母亲停车，打着双闪，嘱咐贝卡在车里等。母亲下车，出租车从旁边飞驰而过。贝卡看着母亲走到一张长椅前，弯腰探头。她推了推躺在椅子下面的男人，那人爬起来，向着车的方向走过来，贝卡这时才认出了他。

从那以后，她们更频繁地到处去接他，每周三次，甚至四次，都是不同的地方。贝卡不上课的时候，就陪他们去看医生，和母亲一起坐在候诊室。她和母亲走进诊室里，看到父亲坐在金属桌子上，手里拿着纸巾。她听着医生的讲述和父母的提问，自己一头雾水。他们排除了各种“不可能性”。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对话充满了疑惑和沮丧。她拉着母亲的手，站在玻璃窗外，看着父亲被送进核磁共振检测仪那可怕的通道。他们离开医院开车回家时，谁也不说话。父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有时候，她放学回来，没人在家，车也被开走了。她开始看电视，直到天黑。没有晚饭，她只能吃零食。许久以后，父亲叫醒睡在沙发上的她，抱她回房，盖好被子。她问父亲是不是又生病了，父亲点点头。她问父亲会不会好起来，父亲又点点头。

他开始在家歇着，不去上班。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一天下午放学后回到家，贝卡听到父母在卧室里。门半开着，她探头进去，看到母亲站着，而父亲被手铐锁在床头架上，身上穿着T恤衫和运动裤。他的胳膊伸得很直，就像被吊在墙里的铁环上。他仿佛在做学校里那种柔软体操的一个叫做空中自行车的动作，但两腿却垂得很低，而且在抽搐。床单翘起，被褥挤做一团。父亲表情痛苦，T恤衫上有明显的汗渍。她慌忙逃开了。

不一会儿，母亲下楼来。见到她，满脸惊讶中暗含着几分痛苦，好像见到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一个陌生人。母亲告诉她不要出声，因为父亲在睡觉。

“爸爸吸毒了吗？”

珍妮走到洗手池旁，正要拿水壶接水。“什么？”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上过关于毒品的课，还看了一段视频。”

“爸爸生病了。”珍妮边说边拧紧水龙头。

“因为吸毒？”

“不，宝贝儿，不是因为吸毒。”

“那是为什么？”

珍妮没有回答，只是把壶放在炉灶上开始烧水。她从柜子里拿出米，从冰箱里拿出肉，然后弯腰找砧板。贝卡站在一旁等母亲回答，可母亲一直蹲在橱柜前，一只手放在柜门上，一动不动，也不看她。最近没什么人关注她。母亲总是很疲惫。她总是让贝卡自己打扫房间，然后叫她到外面玩。家里从未如此安静过。落地钟的整点钟声记录着时间安静的足迹，只有在父亲睡醒时，可怕的沉寂才会被打破。

“他为什么要戴手铐？”她问。

母亲终于起身，手拿砧板，看着她：“你看到爸爸戴手铐了？”

贝卡在餐桌旁，点点头。

“爸爸不想出门，”珍妮边说边把肉放在砧板上，“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待在屋里。”

贝卡不想让父亲待在家里。夜里她听到父亲拼命搬重物的声音，她听到手铐摩擦的声音。父亲的咒骂声充斥着整幢房子，他喃喃低语的声音透过墙壁散开。她蹑手蹑脚地走到父母卧室门口，探头看到父亲被绑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他看到她在门口就呼唤她，她却跑开了。“贝卡，回来！”他说，“回来跟我说说话。”她一口气跑下楼。“贝卡！”他叫道，“请回来吧！”她却不理会。

没过多久，家里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活状态，父亲又开始去上班。几个月后，她脑海中关于父亲被绑在床上的记忆逐渐淡去。他们从不提起此事。他们谈论其他的事情。他又能来参加她的小型独奏会了。每天清早，他叫她起床，给她做早饭，为她准备好上学要用的东西。每个夜晚，他在办公室打电话跟她说晚安。这样，珍妮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晚上在家负责照顾贝卡。一切有条不紊，这是幸福家庭的相似节奏。生活又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