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每天早上七点半，《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

讲台上这位老师，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大名鼎鼎：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与他们相比，老师吴宓一度不那么出名。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沉寂多年的吴宓在当时的学界热了起来。庞杂的回忆录、桃色传闻和各种争论，使吴宓的面目显得有些驳杂。

在这种驳杂中，作为教师的吴宓却眉目清晰。课堂上的吴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瓜士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他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当他任教东南大学时，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梁实秋曾旁听他的课，回校后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抱怨：内容丰富，井井有条，学校未能罗致，“宁非憾事哉”。

而事实上，课堂上这番潇洒，是吴宓教授花了苦功夫才换来的。半夜时分，别人都睡下了，室友钱穆经常看见他埋头备课，抄写小纸条。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醒，他已经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

他被形容为“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一次，有个青年教师不小心把上课用的教科书丢了，吴宓要求他上课前必须找到。当晚，宿舍熄灯睡觉，吴先生前来敲门，高声问：“教科书找到没有？”这名不耐烦的教师只好骗他：“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这才过关。

在１９４３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极讲究“师道自尊”的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将亲手准备的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比起课堂上的严谨，学生们更爱回忆吴宓课下的关爱。一次，他和学生们一起走在街上，对面开来一辆汽车，他连忙举起手杖，一面挡住车，一面催着女学生们一字排开站在人行道上，这才让开道路。

类似的故事口耳相传，让古板的吴教授在后人记忆里鲜活起来。在他曾任教的清华大学学生ＢＢＳ上，不久前一个女学生略带羡慕地提到，当年在清华课堂上，看见有女生站着听课，吴先生总是会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又有人追忆起吴先生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

“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这位教授经济并不宽裕，他身上的长衫年岁太久，磨损得布纽扣都要掉了，也舍不得换。但他却很舍得请学生吃饭。每次在小馆子里坐下，他都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估量口袋里的钱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

学生李廷先最难以忘怀的，是与老师“月下湖畔、吟咏啸傲”的往事。而钱钟书也把老师课堂上的风采学了几分。正如学者江弱水所言，除了老师这个身份，怎么来描画吴宓其实都不到位。从“五四”后的东南大学，到“文革”前的西南师院，数也数不清的讲堂上，作为老师的吴宓“划过了动荡不已的时代，也划过了他的一生”。

可惜，到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当老师了。１９７６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听说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便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据说，弥留之际，他不停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