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稳重谨慎的徐润，面对李鸿章的邀请竟然毫不犹豫。他一人投资24万两，几乎占招商局股本四分之一。李鸿章感言，招商局若“无雨之（徐润）则已倾覆”。由此，因为徐、唐加入，招商局进入“鼎盛时期”（费维恺语）--由开办时的４艘轮船增至26艘，码头、栈房遍及沿海口岸，轮船吨位400万吨。而横行数十年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地盘则不断被挤压，气数已尽。他们找到徐润，提出三日内，愿以250万两出售。即使明白收购旗昌会使官款总额比重大幅度增长而危及自身地位，徐润权衡利弊后还是接管旗昌。

“国企职业经理人”徐润一方面为招商局“保值增值”兢兢业业，另一方面如履薄冰地经营着自己的一方事业。不过，人不寻事，事却未必不寻人。国运跌宕，区区一商人又如何独善其身？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战胜国中方反而向败方苟且求和。条约签订后，举国士气低落，百业凋敝，徐润所购房产大幅贬值，账面首次浮亏。恰同年，盛宣怀对胡雪岩发动狙击，以胡家钱庄破产告终。个人的恩怨波及全国，引发连锁反应，大小钱庄人人自危。更要命的是，徐润后期用来投机房产的资金并非自家积累，大多拆借于民间钱庄。各家钱庄围追堵截、逼债上门，无奈之下徐润廉价抛售旗下资产。即便这样，仍然入不敷出，他不得已挪用招商局公家款项填补私人漏洞，正好给暗处的盛宣怀留下把柄。

徐润不是没有做最后的努力，他提出“鉴于以往贡献，请求免去欠账”。但最终在盛的逼迫下，徐润还是被迫用仅剩的房产和其他公司债券低价抵偿欠款，并以病辞职，好歹保住了仅存的颜面。

事后回顾，徐润和招商局的故事像是一个政商博弈后的商业败局，其间深深隐藏着当商业博弈权力必败的公开秘密--剧目的桥段里，徐润根本就是一颗过渡的棋子。呼则来，挥必去，没有任何的主动权与议价能力。表面的人事斗争，让徐润沦为无奈而惨烈的“牺牲品”，可他依然给晚清的商业印象留下了独特印记。

离开招商局的岁月，徐润尝遍沧桑世变。倔强的他不肯再回洋行，于是辗转各地，涉足诸多领域，赚少赔多，年轻时的经商灵气仿佛完全消失殆尽。

一个招商局夹藏与压缩了多少枭雄的算计、叹息、梦想与黯然离去的背影。

1911年2月9日，带着无尽遗憾，徐润逝世。他最好的朋友、商业上最默契的伙伴唐景星已在九泉之下，等了他整整20年。

少时，唐景星就读香港教会在大陆开办的学校，与容闳同班，接受了系统的英式教育。19岁，他受雇香港殖民政府翻译，后加入上海海关。1861年，他辞去公职，应聘洋行商品推销员。两年后，他接任洋行买办，并且与徐润成为莫逆之交。

唐景星之所以加入招商局，源于切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