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的火焰占据主流，理性的睿智势必被彻底蔑视。可是，我们从徐、唐、郑三人身上，分明清晰可见一群买办商人的拳拳报国心。接受李鸿章召唤前，三人中，买办资历最浅的郑观应年薪都有7000两白银，加上一般为年薪5倍办公津贴，名目繁多的佣金、分红，年收入保守估算也在20万两白银上下，可买3000亩良田且尚有剩余。

三人先后放弃光鲜、体面、衣食无忧还能世袭的买办生涯，一头扎进是非丛生的官商企业，个中缘由，抛开商业利益评估外，最大的冲动或许出自个人的民族情怀。政府出尔反尔已是常态。三人常年周旋于洋行、官府与民间商家之间，难道察觉不到所谓“官督商办”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旁人避之不及，徐、唐、郑却趋之若鹜。

徐润曾向唐廷枢透露心迹：“招商局得与外洋诸公司争衡，中国旗能飘扬于英国伦敦及利物浦、南洋诸岛、檀香山、日本等地，作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加入招商局前，与另二人不同，郑观应犹豫再三。他最终下定决心，理由仅是“招商局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为外人所欺辱”。

郑观应给唐廷枢的一封信中说得坦率：“不计薪水多寡，然官督商办，权操其上，无合同可恃，有意外之虑；二则，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钻营者必多，权力无所约束，掌权者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郑氏心中顾虑可见一斑，而信中所虑日后也一一应验。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加入招商局后，买办三人组彼此命运的走向已然明了。晚清四大买办，唯独席家一直置身事外，恪守买办身份，守得百年富贵，枝繁叶茂。

诚然，徐、唐、郑等人生历经各种风浪，行事可能不见得总是坦坦荡荡。然而，梳理其所行所为，也叫人感慨万千。以徐润为例，1872年起，他与唐景星先后保举12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近代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爱国将领邓世昌，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等，均为国家栋梁。

1884年，唐山饥荒，徐润筹款20万两，赈济灾民。当时，徐润已因挪用8万余两公款被盛宣怀排挤出局，又因地产投资家财散尽，而其母和原配相继亡故。

1894年，渤海湾水灾，徐润筹得赈灾款30万两。此时，他投资不利，急缺资金。

徐润少小离乡，不常回家，家乡修庙、筑墙、平整地面、铺砌石板街、修族谱、办义学都是“唯乡人所欲者为”。工程2。8万两，办学专拨3000两，徐润一人承担。族谱记载，徐润亲自规划全村重建，家家建新房，修水泥马路，路旁开沟植树，建成一座花园式村寨。可惜徐润事业中途崩溃，工程被迫停顿。

曾经，一群左右局势的人，逐渐变成了为局势左右；曾经，一群雄心勃勃地掌控着自己命运的人，后来完全被命运所掌控。

泥流滔滔。历史就是如此矛盾，我们一面批判，另一面却怀念其中的某些细节。而蓦然回首中，徐润们的身影，竟然只是光阴齿轮摩擦撞击出来的点滴碎片。

实业报国，就像一个遥远的故事，我们从未忘却，但总是姗姗来迟。1911年2月，时空交错下，冯如、徐润们与卢作孚心有灵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