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2月6日上午，民生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因公司财务问题当众检讨，当场落泪。两天后，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大意是与卢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洗澡和看戏。卢作孚通讯员关怀突然揭发，暗指张祥麟受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袭击和拉拢腐蚀。关怀原为一轮船上的服务员，卢作孚让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文化，对其仁至义尽。2月8日大会前几天，关怀忽然搬出卢家。

卢氏后人说：卢作孚洁身自好，自然难以理解私人工资招待同事如此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蚀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员怎会忘恩负义。他视人格尊严为生命，无端的侮蔑和侵犯，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当晚卢作孚服药自杀，在一张毛边信纸上给妻子留下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当天晚8时，卢家人发现卢作孚服毒，他夫人蒙淑仪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张祥麟依次赶来，目睹卢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卢家离仁济医院仅200米，三个多小时内，两位公司实权人物竟未将卢作孚送到医院抢救。

卢作孚死后，民生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两人被杀。面对员工自发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更对卢作孚泼尽脏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营。

这一年，中国人的偶像是上甘岭战役中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为什么过去百年，中国人总是以生命为代价，用近乎悲壮的方式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的顽强和不屈？

1911年2月，也许只是历史的一个结点，或者一个开端，抑或中途的一个断点。然而，在它之前与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仍旧流转的舞台和始终上演的不变的剧目。冯如、徐润、唐景星、郑观应和卢作孚幸运地登上了舞台；帷幕缓降时，他们又无一不带着浓烈的悲伤。

启程、勇气、创伤、风波、愤怒、打击、屈辱……当逐一梳理他们彼此抑扬顿挫的人生，凝神屏息，总有一种心灵向上升华却看不清彼岸在何方的苍凉。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历史表现的雍容大度，却无法掩盖人物底色的惨白。

1911年后的第34年--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有过一次谈话。后者忧心忡忡：“余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如果将谈话的语境落在徐润们的身上，一语成谶。

墙垣之上，留下来的只有寂寞与荒凉。而对于我们这个喜欢总结过去、又往往善于忘记过去的民族来说，成功的结局有很多种，失败的下场则只有一个。飘摇迷离的时光烟雨中，冯如、徐润、唐景星和卢作孚们那段磅礴的过去正在慢慢溶解，直至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唯一幸运的是郑观应，那是因为百年前，这位高瞻远瞩的商人，第一个提出了“上海申办世博”的设想。如今，时机成熟，恰逢上海举办世博盛会，他又重回人们的视野。真是令人不胜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