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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白银输入中国，不是欧洲人大发善心，支援中国经济发展之用，而是被当成一种结算贸易赤字的支付手段。

当时，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盛产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这三大产业，中国若称第二，没有其他国家敢称第一。同时，中国也是响当当的出口大国，向欧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1/2；丝绸也是当时的抢手货，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从中国出口的丝绸数量超过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从17世纪开始，虽然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有效地降低了成本，不过在中国，他们的纺织品依然缺乏竞争力。

当时，中国的纺织产业已经初具规模。17世纪末，仅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织布工人就多达20万，专门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也有60万之多。②

中国不仅有规模化生产，较之欧洲长途跋涉运输产生的高成本，更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面对便宜的本土纺织品和价格更高的“洋布”，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

欧洲需要中国的商品，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商品作为交换，因此，就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而对欧洲人来说，弥补这些赤字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大量的白银作为交换。

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白银稀缺的状态。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为统一货币做出贡献的同时，无形中也加大了人们对白银的需求。

稀缺性影响价值，越稀缺的东西，价值就越高。明朝白银稀缺，随之便出现了“银贵金贱”的局面。据历史记载，17世纪初，广州黄金白银的价值比约为1∶7，在同时期的西班牙则为1∶125或1∶14。

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两倍，得知这一信息，在美洲发现了银矿的西班牙人立即发现了一个套利的好机会。

于是，欧洲人成群结队，将他们从美洲运回的白银，再次装上货船，运到中国，换回大量商品的同时，还“套”回来“一堆堆”的黄金。

换取商品也好，套取黄金也罢，无可争议的是，16世纪到19世纪的近400年时间里，中国就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而欧洲的白银运往中国后，就再没有离开，成为中国货币供应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