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梦溪笔谈》，有“封驳”二字让我印象极深。宋时设有银台司，其管辖的门下省，有项重要职责，就是封驳。所谓封驳，就是把皇上不适宜的诏令封还，把大臣有错误的奏章驳回。依民间戏台上的说法，皇上可是金口玉牙，怎么可以把皇上的诏书打回去呢？其实宋代皇上虽乾纲独断，亦有钳制之规。我却听一位县委书记讲过一件真事，同古制大异其趣。曾有一位高级官员，好穿白衣白裤白皮鞋。一日，此白衣官员到县里视察，双手插在裤口袋，身子一摇一晃的。视察工厂，县委书记才汇报几句，白衣官员就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比德国西门子差远了；视察养鸡场，县委书记才汇报几句，白衣官员又大摇其头说：不行不行，这比我在日本看的那个养鸡场差远了；县委书记汇报稻田养鱼，白衣官员问：你们全县多少稻田？县委书记汇报：早稻九十八万多亩，晚稻一百一十多万亩。白衣官员马上批评：早稻为什么差十多万亩？你们工作没做好嘛！县委书记只得汇报：那十多万亩是晚稻秧田。白衣官员又问：稻田养鱼有什么好处？县委书记汇报：可多一项收入。白衣官员听了高兴：那很好嘛！你们县里有多少稻田养鱼？县委书记回道：十万多亩。白衣官员马上批评：不行不行，你们起码要搞到九十万亩。县委书记见白衣官员很不高兴了，只好答应认真做好稻田养鱼。县委书记对我苦笑说：他懂个屁，哪有那么多水可供稻田养鱼？保证十多万亩就很不错了。我同这位县委书记开玩笑：他拿你们县里的企业同德国、日本比，你不知道把他同美国总统比？县委书记笑道：哪敢啊！不要命了？如此，还能“封驳”吗？

《世说新语》里写一个叫阮遥集的人格外喜欢木屐。一天深夜，有人去拜访他，见他亲自吹烛化蜡制作木屐，自言自语感叹说：“不知道我这辈子能穿几双木屐？”阮氏虽好木屐，到底是自己制作，最多安他个“恋屐癖”。记得几年前北方一官员贪案事发，报道此人一个好笑的故事。他曾受人天价劳力士表，却不敢公然戴出来。正是俗话说的，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但他实在喜欢那块手表，只得每夜睡前在床头把玩，眼巴巴儿望着上面的钻石闪闪发光。听说也有“恋钞癖”的，家里放着很多现金，没事就拿出来数数。家乡有个小女孩在外地做保姆，没做多久就从那户人家逃出来了。她说到自己见闻，像个传奇故事。那家主人有栋大别墅，她进门之后就不准出门，天天被反锁在院子里。一切用度都是女主人自己带回来，小保姆只管在院子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她之所以跑了，只因那栋屋子里放着许多钱。桌子上、沙发上、床头柜上，随处都是成捆的百元大钞，她看得心跳。她跑回家之后，仍说不清自己曾在哪里做事，也不知道主家是官是商。不管怎样，那家主人该是“恋钞癖”患者。

明人冯梦龙《古今谈概》记有一事，说的是明世宗时通州边事紧急，皇帝怒而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官员们感叹说：“仕途如此险恶，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却笑道：“如果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做的。”做官为何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拿阿Q的话来回答最为干脆：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清人郝懿行所编《宋琐语》，录了《宋书》里的一个故事，说南朝刘邕嗜食疮痂，觉其味似鳆鱼。他的封地南康国小吏两百多人不论罪否，都甘愿相互鞭打，使身上结满疮痂，供他食用。刘邕倘不做官，喽罗们岂肯自忍鞭痛而饱他口福？去年曾有报载，某地几个煤炭老板家赀巨富，却仍要弄一顶县长助理的帽子戴着。可见在不少人眼里，钱再多都不如做官过瘾。

我很爱苏东坡性情，一生坎坷而放达不羁。明人曹臣《舌华录》记有东坡许多趣事。一日东坡退朝，饭后拍着肚皮问侍儿：“你们说这里头装着什么？”有婢女说：“都是文章。”有婢女说：“满腹都是机械。”东坡都不以为然。爱妾朝云却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这才捧腹大笑。知东坡者，朝云也。苏东坡少年得志，但其后半生颠沛流离，都因“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性不能忍，遇不平不快之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苏东坡同王安石政见不和，却始终不肯屈迎。有日东坡问王安石“坡”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东坡反问道：“然则滑者水之骨乎？”王安石无言以对。虽似笑谈，暗藏机锋。一日东坡会客时行酒令，一人说：“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说：“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说：“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却说：“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牛僧孺为唐朝宰相，史载是个清官。王安石正是当时宰相，东坡借牛姓骂王氏父子。这则故事，倒让东坡失了厚道。不过文人戏言，大可一笑了之。东坡在朝廷叫权贵们容不下，自请外放而任杭州通判。他到了地方上，官绅仰其才望，朝夕聚首。东坡不胜杯酌，疲于应付，直把杭州看作酒肉地狱。可见官场应酬自古如此。然做官受人爱戴是苦，受人冷遇更是苦。东坡之后有个袁姓官员也来做通判，却没有人请吃请喝，他便在亲信面前自嘲：“都说杭州是酒肉地狱，现在这地狱里没人了。”如今便有戏言，官场中人日日饭局自是烦恼，但隔上三日没有饭局便会发慌。倒也不是嘴馋而慌，慌的是位将不保，或人已失势。

 陈眉公应该是最早开工作室的中国文人，据传他雇请许多文墨匠人写清言短章，都以陈氏之名刻行于世。陈氏钓得大名，且沽得厚利。读他的书，便觉这个古时的上海人太过精明，通达世故却流于油滑。他曾说过：“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看似告诫读书人恪守气节，不求闻达于诸候；但他骨子里看重的仍是王公如何见待，此番言论太存机心而似伪。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为了作秀。有人就讽刺他“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陈眉公名目之下的那些性灵清言，颇似今天有些人的小散文或大散文，看似锦绣格言，实则矫揉造作。比方他《小窗幽记》有段话说：“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这段文字大有凑合堆砌之病，却最适合风雅之辈请人写了挂在墙上。陈眉公虽颇为后世诟病，但说他全无是处也不公允，他于人情世故还是很练达的。比如他说：“有人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后一句未必在理，前两句说却把世道人心说透了。看来，宁信恶而不信善，老祖宗那里就害起的病，远远还断不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