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子离县城不远，我对城里的印象却不深。上小学时，每个学期会看一场电影，多半是反复看过的《红灯记》、《沙家浜》之类。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钱，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还有余钱吃一根冰棍。这个印象保持了十几年，直到我二十二岁去县城工作。我去县政府报到之前，从来没有进过那个大院。小时偶尔在城里逛街，也不曾注意过那个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县政府办公室，派给我的直接领导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岁，或者更大些。同事们都叫他老周，我却叫不出口。我感觉叫“老周”不太礼貌，平辈之间才可这么称呼。老周见面就说起我父亲，似乎他们是有旧缘的。于是，我依着父亲这层关系，叫他周伯伯。老周略为犹豫，愉快地应了。

过了些日子，隐约听得有领导说，同事之间最好是称职务或同志，别的称呼都太庸俗了。我着实吓了一跳，却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头上没有职务，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于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终于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说：干到快退休了，混了个伯伯级别。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愿意我这么叫他。

周伯伯最后被提拔了，职务是副科级秘书。人们开始喊他周秘书，我仍叫他周伯伯。秘书在我看来似乎不是职务，跟在领导背后屁颠跑的都算秘书。我还听到一种说法，秘书不带长，打屁都不响。县政府不设秘书长，他永远只能是秘书。何况，他眼看着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样文章的启蒙老师，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却快到退休，才弄了个副科级秘书。他退休那天，单位开了个欢送会。同事们说尽了他的好话，似乎这个同志早该当更大的官。那时候，单位有人调走，也得开个欢送会。通常是买些糖果，大家嘴里嚼着东西，拉拉杂杂地说上几点。被说的人必做得很谦虚，微笑而不露骄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欢送会那天，我心情很有些忧伤和灰心。我想自己临到退休，假若也是个副科级秘书，人生未必太黯淡了。过了些日子，偶然听人说起周伯伯的过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说周伯伯年轻时很有才气，就因为某事得罪了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从此，多年抬不起头。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历次运动都如过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却已老之将至。

我的官样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谢周伯伯。外人都以为官样文章好写，不过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实不然。官样文章，难就难在学校没教过。中文系都有应用文写作课，可课本上的东西在官场完全应用不上。我因为官样文章渐有名气，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级干部。记得有回去县瓷厂调研，厂长坐在山顶的会议室，俯瞰着山下的县城，不由得豪情万丈，说：有些欧洲小国，不就只有我们县这么大吗？这么想啊，我就是一个国家的瓷器大王！我听着实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当于小国家的副部长了。

县政府工作那几年，过得很开心。官样文章得心应手了，多年的文学梦开始苏醒。最初写散文，一篇叫《书房小记》的小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湘江文艺副刊”。很有些兴奋，印成铅字的豆腐块，总共一千多字，我反复看了好多回。那个日子我也记得：1988年8月8日。数字很吉利，做生意开张，大概应该选这种日子。

那时候的小县城里，谁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被看作人物了。我听着人家称呼才子，心里颇有几分得意。机关才子的名声早有了，如今又是人们眼里的作家。我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就开始写小说。起初找不着路数，好几个小说都只开了头，或写了个大半就放下了。第一次把小说写完，应该是1990年。我把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寄到《湖南文学》，很快就发表了。小说是黄斌兄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刊物有所谓约稿和自然来稿之分，总以为编辑凡稿必看的。看来，凡事都有机缘。当时刊物的几位老师，王一平先生、潘吉光先生、李慕贤先生，都对我大加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