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时期，艰苦的工作是社会的基础。人类因自己学会了做什么以及用自己的双手所生产的东西而感到骄傲。技巧和专心受到高度重视。今天这种情况所剩无几了。机器和自动化已经贬低了人的工作并已摧毁了这种工作的尊严。今天这种工作的目的和报酬是金钱。为了购买别人为金钱而生产的技术产品，就需要金钱。

在战争时期，体力和勇气，对战败了的敌人的宽大，对没有防御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范战士的特征。现在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为伦理上的约束留下余地，并且使士兵沦为有技术的屠杀者。

这种伦理上的贬值是由于人类的行动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才能达到其最终效果的缘故。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这个产品的使用负责。这种使用无论是好还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是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以外的。行动和效果的这种分割的最可怕的结果是在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消灭了几百万人；艾希曼式的屠杀者不服罪，因为他们在“干他们的工作”，而与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无关。

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势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就我所见，传统的道德观的代表们、基督教教会，已经找不到补救办法。共产主义国家只是抛弃了对每个人都适用的伦理规范的观念，而代之以国家法就代表道德规范这个原则。

乐观主义者也许希望，从这个丛林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观，而且将会及时出现，以避免一场核战争和普遍的毁灭。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问题很可能由于人类思想中科学革命的性质本身而不能得到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详细论述过，在这里只能指出主要的几点。

普通人都是朴素实在论者：就像动物一样，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当作实在的直接信息来接受，而且他确信人人都分享这种信息。他没有意识到，要证实一个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绿树的印象）和另一个人的印象（这棵树的印象）是否一样，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一样”这个词在这里也没有意义的。单个感官经验没有客观的，即能表达的和可证实的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发现两个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同的陈述，是可以由不同的个人来表达和检验的。如果人们只限于使用这样一些陈述，那么就得到一个客观的世界图景，尽管它是没有色彩的和平淡无味的。这就是科学所特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所谓物理学的古典时期（1900年以前）时，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而在现代原子物理学里，成了占优势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宏观宇宙里和在微观宇宙里一样，大大地拓宽了认识的范围，惊人地增强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这种进步是付出了惨痛的损失的。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的，不科学的知识，甚至对人类社会所依赖的正常的，单纯的行动，都容易造成疑问和怀疑。

还没有一个人想出过不靠传统的伦理原则而能把社会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没有想出过用科学中运用的合理方法来得出这些原则的手段。

科学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数，但是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他们意识到，用他们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级的客观必然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极限。他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判断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险的。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如法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由于受训练的限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因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最近，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诺（《科学和政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经讨论了这种形势。他们一般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弱点，但是相信，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

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以我自己为例，我熟悉并且很欣赏许多德国和英国的文学和诗歌，甚至尝试过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诗歌译成英文（威廉?比施：《画家克莱克赛儿》，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书店，1965年，英文版）；我还熟悉其他的欧洲作家：即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我热爱音乐，在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完全可以参加室内乐的演奏，或者同一个朋友一起，用两架钢琴演奏简单的协奏曲，有时甚至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我读过并且继续在读关于历史以及我们现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方面的著作。我试图通过写文章和发展广播讲话来影响政见。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这些爱好和活动——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钢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我试图向我的学生灌输这种思想，这当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统学派的成员，而是要使他们能批判这些学派的体系，从中找出缺点，并且像爱因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用新的概念来克服这些缺点。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是颇为不同的。在我碰到过的受过纯粹人文学科教育的人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对真正的科学思想没有一点知识。他们常常知道各种科学事实，有些甚至是我也没有听到过的很难懂的科学事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上面所说的科学方法的根源，而且他们似乎不能掌握这种思索的要点。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中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