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自然的报复(1)

领导干部人文读本 作者:高敬


○〔德〕恩格斯

恩格斯(1820-1895),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挚友,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和导师。1848年与马克思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参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对政治问题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各种问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晚年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主要著述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的作为。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而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由于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妨碍了我们的自然研究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陆地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引进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土地。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样就把各大洲的动植物区系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这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此外,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作出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的。相反地,哪里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生存着并起着反应,即由于外界的一定刺激而发生某种哪怕极简单的运动,那里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有计划的行动。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捉猎获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同样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的猎狐活动中,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怎样出色地懂得并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切断自己的踪迹。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由于和人接触而获得较高发展的家畜中间,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同样机灵的调皮行动。因为,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更加压缩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竟把100 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送入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后来招致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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